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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重断裂是政权易代之际的一种社会现实，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断裂感、破碎感、漂泊感、无方向感和人生如梦的空幻感，浓重的乡愁油然而生。中国易代之际出现了诸多怀旧式民俗文献，这正是在乡愁寻寄的情况下文人们精神返乡的结果。它们在重构了故乡的同时，也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忆，成为当代人们寄托现代乡愁的精神家园。阅读它们并凭借想象穿越至其书写记述的那些美好、安定、和谐、统一而完整生活，是当下精神返乡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易代之际；怀旧式民俗书写；乡愁；精神返乡；历史记忆
一、中国政权易代之际的怀旧式民俗文献
中国民俗传统悠久，并形成了民俗记述的学术传统，民俗文献十分丰富，而且中国古代的民俗文献还有一个特点，诚如钟敬文先生所说：“就是从回忆的角度来记录民俗”。在流传至今的古代民俗文献中，怀旧式书写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荆楚岁时记》《秦中岁时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北京岁华记》《如梦录》《金陵岁时记》《岁华忆语》等均是怀旧式民俗文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往往书写于政权易代之际。
《荆楚岁时记》是中国第一部区域岁时民俗文献。该书作者南朝梁人宗懔，字元懔，又字怀正，约生于公元500年，卒于563年。曾任职于梁朝，深受梁元帝宠信，承圣三年（554年），西魏攻破江陵，梁元帝遇害，宗懔则与数万百姓一起被俘，押解长安。“及江陵平，与王褒等入关。周文帝以懔名重南土，甚礼之。”背井离乡的宗懔在北周政权的礼遇中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学者们多认为《荆楚岁时记》正是宗懔这一时期“寄人篱下，追思故乡”的作品。
《秦中岁时记》出于唐亡之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据《中兴书目》著录“唐膳部郎中赵郡李绰撰”之《秦中岁时记》，引述说“其序曰：‘缅思庚子之岁，洊周戊辰之年。’庚子，唐广明元年（880年）；戊辰，梁开平二年（908年）也。又曰：‘偶记昔年皇居旧事，绝笔自叹，横襟出涕。’然则唐之旧臣国亡之后，伤感畴昔，而为此书也。”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出于北宋灭亡以后不久，作者自序作于“绍兴丁卯岁除日”，即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的除夕。《梦粱录》乃吴自牧入元后的作品。《武林旧事》的作者周密，字公谨，号草窗，又号萧斋，南宋淳祐年间曾做过义乌知县。《武林旧事》是他“于宋亡以后在元朝统治下，回忆南宋旧事而写作的”。
《北京岁华记》作于甲申年（1644年），其作者陆启浤，字叔度，浙江平湖人，但在北京生活长达二十年。
《如梦录》是继《东京梦华录》之后出现的又一部详细记载开封的专著。虽然关于其作者到底是谁，自清代以来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迄今尚无定论，但都承认该书著成于明末清初。有学者甚至明确指出：“著者出身于‘宗潢’，其父祖辈或著者本人，在周藩（开封是朱元璋之子周王朱橚的封地———笔者注）属内一些统治的机构中，如宗正府、八所等任过一些有关的职务”，“入清之后，著者深怀胜国王孙之哀惧，和对故国乔木之思，为此，根据自己所拥有的文献资料及回忆所及而写成此书，因面对着异族统治者搜寻‘官朱’的严厉，故隐晦了自己的身份和姓名”。《金陵岁时记》始记于“光绪之季”，成书时间不晚于公元1923年。《岁华忆语》则始作于乙卯年（1915年）春，己巳年（1929年）完成。同样是政权易代之际的作品（见下表）。
为什么在政权易代之际出现如此多的怀旧式民俗文献，是个饶有趣味的文化现象和学术话题，值得细细体味，认真分析。
二、多重断裂与乡愁寻寄
夏朝以来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史是一部朝代更迭史。由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诸多的易代之际。近几年来，关于易代之际的研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学术领域，有学者认为，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士人选择的多元、文化价值的重估与思想观念的活跃，以及文学风格的多样与审美形态的趋新，赋予了易代之际以独特的研究价值与学术魅力。这里，他说明了易代之际的思想史和文学史意义。易代之际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特殊时间段落，根源于易代本身既是巨大的变迁，同时也是引发进一步变迁的动力。
政权易代本身是巨大的变迁。古代中国，政权易代很少是和平的禅让，每一次易代几乎都伴随着长期而残酷的战争。战争往往带来深重的灾难，令民生凋敝，人们的生命、财产和心理都遭受重大创伤。而易代成功，王朝易姓，往往同时意味着国号易名，国都易地，旧国灭亡，新国建立，虽然受其冲击最大的是旧王朝的统治者，但易代影响所及可以到每一个生民身上。因为每一个政权都有自己的治国方略，都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而身处其中的人很难不受其任何影响。因此，对于生活于特定时空尤其是距离权力中心较近、具有较高文化自觉的人而言，易代绝不简单等同于时间的迁逝，而是一切正常状态的不能延续，是包括生活空间、社会身份、生活内容、心理认同、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的断裂以及由此而来的断裂感。上述怀旧式民俗文献的作者都经历了多重断裂，并产生了痛入骨髓的断裂感。
首先是个人生活空间的断裂。在中国历史上，政权易代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上述民俗文献的作者一般都因为易代离开了自己正在生活的地方。宗懔本任职生活于江陵，梁朝灭亡后不得不居于长安；孟元老本卜居于京师汴梁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而“一旦兵火”，不得不“出京南来，避地江左”；陆启浤“客燕二十年”，庚辰年（1640年）“度天下将变，遂归隐”，离开了京城。身体的离开，让家乡变成了故乡，让异乡变成了居留之地和生活空间。
其次是社会身份的断裂。中国古代识字率较低，能够进行书写的人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上述民俗文献的作者在易代之前具有较高的社会身份，有些还担任官职。如宗懔在梁朝官任江陵令、尚书侍郎；李绰曾为唐膳部郎中；周密则在淳祐年间做过义乌县令；夏仁虎自幼聪慧，是“晚清的秀才、拔贡、举人，刑部、商部、邮传部的小京官”。孟元老的详细身份虽然不能确知，但从他“仆从先人，宦游南北”的自述中，也可知其出身于官宦人家。陆启浤虽然没有担任官职，但弱冠之年即已“博极经史”，客燕期间结交甚广，《光绪平湖县志》说他“交满长安”，乾隆《平湖县志》说连当时一些王公大臣也都争相“折节”与他往来。但是政权易代改变了他们的社会身份，使其从故朝文士变成了新朝遗民。
再次是个人生活的断裂。山河破碎、国家灭亡往往带来巨大的失国之痛，尤其宋代以降，伴随着夷夏之辨意识的增强，政权易代带给士人心理上的创伤更大。而生活空间的断裂和社会身份的断裂，往往又会导致既有社会关系的断裂。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个人的生活与往时产生了很大的不同。这里的生活，不仅指生活内容，也指生活心态。元明之际的刘崧曾记述过一位号“逢掖生”的奇人，平时他像多数士子一样“习举子业”，遭世乱后，生活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稍解纵绳检，自放于酒，生事一不以介意，日与其徒剧饮于东西家。既醉，招摇而归，即闭户酣睡。或造焉，辄瞋目大诟曰：‘吾乃不知有吾身，何有公等也。’竟不答。感时触事，郁不得故，时时操翰引觚，咏述事物，陈搉古今，兼体风谣，绰有思致”。逢掖生在易代前后的变化正提示了他个人既有生活的断裂。尽管面对政权易代，不同的文人会有不同的政治取向和选择，有的投入新朝的怀抱，有的则“执义以自守”，不仕新朝。然而，无论采取哪一种态度和选择，生活内容和生活状态都不能不改变。逢掖生只是易代之际众多文人中的一个代表。
怀旧式民俗文献作者们的个人生活同样出现了断裂。宗懔被俘到北周后，虽然深受礼遇，甚至还官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并“数蒙赐宴”，但一个长年在南方生活的人在年过半百之后，作为亡国之臣背井离乡到北方生活，各种不适应是可想而知的。而他遗留下来的若干诗篇，“游客伤千里，无暇上高台”“望望无萱草，忘忧易不忘”，等等，也鲜明地揭示出在看似富贵安逸的生活背后，他的内心是如何的忧郁与悲伤。孟元老的生活也大大改变了，易代之前他过着衣食无忧、休闲娱乐的安定生活，所谓“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易代之后则“情绪牢落”。本在南宋任职县令的周密入元后选择了隐居不仕，他“放浪山水，著《癸辛杂识》诸书，……有黍离诗人彼何人哉之感”。陆启浤客燕二十年，生活闲适优裕，明清易代则使他归隐山中，“偃息蓬门”，偶与朋友相遇，“辄短歌欷歔，泪俱下”。可以说，洪晧所谓“故宫为禾黍，改馆徒馈于秦牢；新庙游衣冠，招魂漫歌于楚些。虽置河东之赋，莫止江南之哀。遗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絷而呕血”，成为他们普遍的生活状态。
政权易代不仅带来个体层面的各种断裂，同时也带来社会层面文化传统和生活传统的断裂。孟元老提到易代之前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传统：“太平日久，人物繁阜。重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然而这样的传统断裂了。他不无悲痛地说：“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
与孟元老极为相似的是潘宗鼎和夏仁虎。在《金陵岁时记》的“自序”中，潘宗鼎通过今昔对比的方式，描述了文化传统和生活传统在易代之际的断裂：
繄我金陵，艳称江左。……属夫时丁隆盛，俗竞繁华，饼说元辰，糕题嘉节，腊尾年头之会，露初星晚之场，或绸缪于古欢，亦追逐于时尚。秦淮赏夏，笙歌画舫之天；萧寺延秋，金碧楼台之界。东南佳丽，人物雍熙，四时但醉，太平百年，不见兵革，宜乎渡名长乐、湖号莫愁者矣！而乃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名士堕新亭之泪，美人销旧院之魂。玉树歌残，雨花香散，竟应“白门”之谶，屡书元二之灾。……即此一编，记于光绪之季，证以父老之谈，已觉见不逮闻，十未得一。洎乎民国改用阳历，未免夏时既易，汉腊谁知，谈天则《月令》无征，观稼则《豳风》何验？嗟人事之代谢，叹天道之靡常，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夏仁虎在其自叙中通过今昔对比的方式也谈到：
余家金陵，地当都会，为士大夫渊薮。风俗习尚，华而不侈。佳时令节，人家祭祀宴乐，及里巷间往来酬酢之礼，故多鄙俚，足资谐笔，然亦往往而近于古……自留滞北方，行二十稔，金陵再遇劫灰，闾阎生计萧索极矣。重以历朔既更，跪拜礼废，人家子弟，有不知祖宗何德望、亲族何系属、戚友何行辈者。而社会之娱乐，家庭之欢讠燕，所有存焉者益希矣。
多重断裂是易代之际的一种社会现实，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断裂感、破碎感、漂泊感、无方向感和人生如梦的空幻感，孟元老、吴自牧和《如梦录》的作者都径直以梦来命名自己的书籍：“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名曰《梦粱录》云。”其他怀旧式民俗文献虽未以梦名，但其作者同样有如梦的感觉。如周密在《武林旧事序》中说道：“及时移物换，忧患飘零，追想昔游，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矣。”夏仁虎也在《岁华忆语》中明确说：“京华尘梦，忽焉已醒。”多重断裂，也会导致自我认同的严重危机。前引逢掖生醉骂“吾乃不知有吾身，何有公等也”，再好不过地揭示了这一危机。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些平常隐而不显的问题，在易代之际则赤裸裸地摆在文人们的面前。
如果说，渴望稳定、安全和完整，追求生命的自在满足，对自我发展的连续感、归宿感的期盼，对真、美、善的眷恋等，是人的生存理念的基本诉求，那么它与个人在易代之际的生存现状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现实世界对自己的异己感，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反差和强烈的异己感中，一种可以称为乡愁的情绪油然而生。
一般认为，乡愁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自然的心理机制和普遍性情绪体验。从西方词源学的角度看，乡愁（nostalgia）源于两个希腊词根nostos和algia，前者是回家、返乡的意思，后者是一种痛苦的状态。1688年，瑞士医生J.霍弗尔首次使用nostalgia，专指一种因为远离祖国而产生的痛苦而强烈的思乡病。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人们认识的深化，乡愁经历了“一个由生理病症转变为心理情绪再变为文化情怀的过程”。在汉语里，乡愁一般指漂泊在外的游子对家乡故土的思恋之情，但从一开始，中国乡愁就具有浓厚的文化情怀。
个人“并非一个纯粹的、单独的、自由自在的个体，他必须置于文化传统的连续之中加以定位”。乡愁需要找到寄托的地方。乡愁寻寄，是中国政权易代之际、受其影响较大的人们的普遍诉求。其本质，是人们在追求连续、完整、同一的人性召唤下，面对易代之际的断裂、破碎、漂泊、陌生、动乱而通过采取某些方式使断裂得以接续、破碎得以修复、漂泊得以安定、陌生得以熟悉、动乱得以太平的种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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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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