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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二十世纪末期至二十一世纪初年，钟敬文先生以世纪老人的高龄坚持学术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是以民间文学理论为出发点倡导的“大文学理论”，这既是钟先生与当前文学理论界一批著名学者共同倡导的文化诗学的结晶，也是他以可敬可贵的学术创新精神关注与思考当前中外文学理论的缺失与偏颇而提出的理论创见。钟先生指出，当前文学理论仅仅把文学界定为作家文学，因而也就不是科学的整体的文学理论。他同时提出了文学对象与文艺学的双向层次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应包含精英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三个层次，文学理论也需要建立相应的以这三个层次为对象的层次理论体系，即两个层次的文艺学，第一个层次是能够总括整个民族的各层次文学现象的一般文艺学，第二个层次是针对不同层次的文学现象的文艺学，也即一般文艺学的分支学科，如作家文艺学、通俗文艺学、口头文艺学。口头文艺学的文化研究方法对于一般文艺学和作家文学具有借鉴价值。大文学理论具有深远的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 钟敬文 大文学理论 精英文学 通俗文学 民间文学 文化诗学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文化学家，他的民俗学理论和民间文艺学理论都是我国相应学科的奠基理论。二十世纪末期至二十一世纪初年，钟先生以世纪老人的高龄坚持学术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是以民间文学理论为出发点倡导的“大文学理论”，这既是钟先生与当下文学理论界一批著名学者共同倡导文化诗学的结晶，也是他以可敬可贵的学术创新精神关注与思考当前中外文学理论的缺失与偏颇而提出的理论创见。钟先生指出文学理论长期忽视其研究对象，仅仅把文学对象界定为作家文学，因而其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只是作家文学的理论，而不是系统的完整的文学理论，不是真正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这种文学理论也就不能全面揭示文学本质。钟先生主张把民间文学纳入到文学理论体系中并借鉴民间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拓展文学理论的研究，从而完善现有的文学理论，使之成为科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相对现有的以作家文学为基点的文学理论而言，笔者把钟先生建构在文学整体上的理论称为“大文学理论”，期望能较为准确的认识和阐释这一理论，从而在文学理论的本体论与学术史这两个层面上思考“大文学理论”的内涵及其深远意义。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中外文学理论界一些学者也曾提出“大文学理论”，指的是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范畴上的文、史、哲相综合的广义文学研究的一种设想。[1]（P7）应该说，这两个同名概念的语境是相同的，即都产生于二十世纪末期至今大力倡导文学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但其具体意义又是迥然相异的。
一、理论语景：现有文学理论的局限与反思
钟敬文先生1997年10月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庆祝《文学评论》刊行40周年纪念会上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现有文学理论需要在方法论上加以扩展：“我想应该提出增加民俗学的新视角的问题。我是搞民俗学的，提出这个建议，难免有卖菜翁说好之嫌，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很客观地考虑如何拓展文学理论的阵地的。就此而言，民俗学，也是一种视野，一种方法。”[2]就民俗学方法引申而言，也涉及到人类学的部分方法，也涉及到文化的研究方法。钟先生以十分谦谨的科学态度给文学理论界提出了研究要向民俗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拓展的问题，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钟先生是我国学术界较早在民俗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视野下拓展文学理论的学者。事实上，钟先生并非纯粹以民俗学学者的身份来探讨这一问题，也是以文学理论学者的视角来研究这一问题的。他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学养十分渊博，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且，早在《文学评论》创刊的1957年，钟先生即是该刊的编委之一，后来也从事过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不仅有理论研究，同时钟先生还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有着丰富的文学创作体验与理论总结，因此，方法论问题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他学科的一种观照，而是有着严谨的学理依据和文学史基础的科学论断。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钟先生更为深刻、全面地审视现有文学理论的本体论问题，并继续关注和参与文艺学的文化研究。他发现，现有的文艺学主要研究的是精英文学，而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被排除在文艺学之外。2000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全国性的“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讨论会”，钟先生出席了这次学术会议。他在学术报告中首次深刻地指出了现有文学理论的学科对象的片面化问题。他说：“大量的、原初的、有价值的东西（民间文学），却被忽略不计了。一个民族的大量的民间文学创作，没有被这个民族的文艺学作为应有的研究对象进行理论概括，而只集中于上层文学或精英文学，这样的文艺学，应该说是不完全的。”这种文学理论只是精英文学理论，因而不是完整的文学理论。
综观当前中外文学理论，大多以作家文学为研究对象来建构其理论体系。美国当代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论断已为中外文学理论家广为接受。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个要素构成。[3]（P5-6）这一理论鲜明地界定了文学理论对象的以作者--读者式文学活动为特征的作家文学性质。西方其他几部代表性的文学理论著作也以作家文学为其基本对象。[4]（P14-46）我国较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亦是如此。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作为一部有较大理论创新的著作，也以作家文学为其对象：“文学作品是人写的，是直接或间接地写人的，并且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写的。”[5]（P31）这一观点可以代表我国文学理论界的基本看法。由此看来，当前中外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都主要是作家文学，而不是人类文学活动的全部和整体。
现有文学理论的局限之一是学科对象的范围上存在着形式逻辑错误。文学理论家在阐述其理论时，是以文学的整体的概念来展开论证，而具体分析时则以作家文学为基本概念，也即把作家文学视为文学整体来建构其文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出发点显然存在着重大的理论问题，也就是对象的逻辑周延问题。西方著名文艺理论家特雷·伊格尔顿曾经说过，“如果存在着文学理论这样一种东西，那么，看来显然就应该存在着某种叫做文学的东西，来作为这种理论的研究对象。”[6]（P1）即文学理论是与其设定的文学对象为基础的，由此看来，本质上，现有的文学理论只是作家文学的理论。从一般的学理性上讲，任何科学都必须遵循逻辑原则。然而，从现有文学理论的对象把握来看，显而易见违反了种属关系的形式逻辑错误。
现有文学理论的另一局限是基于其对象的片面性而相应出现的方法论的丰富性缺失。西方文学理论流派众多，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直觉主义、新批评、现象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接受理论、解构主义等，[7]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也有亦步亦趋的“东施情结”，呈现出相似的理论轨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理论研究的活跃与丰富，但由于这些方法之间多是一种更替关系，“以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而不是累积性的，[8]也就在丰富性的另一面显示出具有反讽意义的方法论的丰富性缺失。
传统上，少数中外文学理论家也曾思考过文学的整体形态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作家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刘勰就是一位从文学整体上研究文学的大学者。他在其名著《文心雕龙》中较为全面地审视了各种形态的文学。苏联文艺理论家莫·卡冈在《艺术形态学》中也专门思考过这一问题，他认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有重大差别，应作为文学的另一形态加以研究。[9]（P208-214）另一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是一位视野开阔、学术精深的大家，他立足作家文学而关注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中的一些体裁如神话作出了极为独到的研究。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更多的中外文学理论家已经开始关注上述问题，以使文学理趋于完善。特雷·伊格尔顿曾强调文学的理解必须坚持历史的观点，他已经意识到现有文学理论纯在着对象的周延问题，“人们也许正在把某种‘文学’概念作为一个普遍定义提出来，但是事实上它却具有历史的特定性。”[5]（P13）也就是说，文学自其产生，经历了相当复杂的漫长的演化史，历史上的文学与现在的文学并不完全一致，早期的文学，形态丰富，与其他艺术样式和文化样式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当前却仅仅以现在的文学观来研究文学，自然不能视为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美国学者J·M·弗里著《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可算是西方口语文学理论界的一种探索。这一理论尽管是以美国学者帕里和洛德基于《荷马史诗》提出的口头程式理论为主线，但其在述评性研究中所申发的以口语文学为对象的口头诗学理论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10]他把口头文学也作为文学理论的一种对象来研究，应该看作是对现有文学理论的一种弥补与丰富。我国学术界也有所突破，较有代表性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1997）和孙文宪的《文学理论》（2000），他们虽然仍以作家文学为对象，但已经把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活动作为重要问题加以研究，后者还提出了边缘文学体裁的概念，并涉及到了民间文学的一些体裁，如神话、传说和原始歌谣。这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是一次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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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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