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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创刊的北京大学《歌谣》周刊，是我国最早以搜集研究歌谣为主的民间文学期刊。它的诞生，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思想的崛起。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6号上，刊出了由北大教授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刘半农共同发起、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校长蔡元培在“简章”前面刊出他的《校长启事》，表示积极支持这项工作。就这样，一向被人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歌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闯入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歌谣》周刊成为我国新兴的歌谣学运动的基地和大本营。不仅受到全国各地新文学爱好者，民俗学者、语言学者的热烈欢迎，而且还引起苏、英、法、美、日、德等国学者的注目。近十年中，共征集到各地歌谣13908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民间歌谣的搜集研究工作。
在这次影响极其深远的歌谣搜集和征集活动中，钟敬文先生对客家山歌的搜集和研究具有引领现代民间文艺学风的开拓意义。下面试图就钟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作些评述。
一
在中国现代歌谣学史上，以顾颉刚、刘半农、董作宾和钟敬文的贡献最大。“五四”时期，吴歌是歌谣征集和研究的宠儿。刘半农于1919年8月在江阴老家亲自收集了20首船歌，后以《江阴船歌》为名发表于《歌谣》周刊第廿四号。受刘半农的影响，顾颉刚当时也投入到对家乡苏州吴歌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中，1926年出版的《吴歌甲集》共有吴歌100首。胡适在此书序言中，将之誉为“真可说是给中国文学史开一新纪元了”。钟敬文先生曾经这样评价顾颉刚的《吴歌甲集》：“一个民间文学的资料集有这样的详密注解及辅助的资料和理论，不但在当时是空前的，到现在也没有看到第二部。它的科学性是不容埋没的。”董作宾先生在歌谣学方面的突出成就，是他于1924年10月，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一文。他从一万多首歌谣中选取45首同主题民歌“隔着帘子看见她”，加以考察分析、综合，得出风俗、方言、文艺三方面的结论。在当时，这样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新颖的，而且他总结出来的结论也非常独到，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钟敬文先生认为，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是“自北大搜集发表歌谣五年多来，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它跟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先后辉映，“堪称这时期口承民间文艺学上的‘双壁’。”此文的确开了歌谣比较研究的实践先例。
在所有投身于民间歌谣搜集和研究的学者中，能够一直坚持下来的并不多，钟敬文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钟敬文先生将这方面的精力主要用于对客家山歌的系统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是“田野作业”，钟先生学术生涯中田野作业的起步始于客家山歌的搜集。他把当时的搜集称为“很初步的、自发的田野作业，或者叫‘亚田野作业’。”首次调查的成果便颇为喜人，1927年2月，北新书局出版了钟敬文编的《客音情歌集》，收录钟敬文先生搜集、整理的客家山歌140首，是他从3年来搜集的四五百首客家歌谣中选取出来的，这应该是我国第一部数量最多的客家山歌专集。
钟先生之所以以搜集和研究客家山歌为其学术事业的开端，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当时轰轰烈烈的歌谣学运动的驱动。关于此，钟先生在《我学术活动中的两个重要时期——（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中有详细叙述：
1918年春，北京大学文科的一些教授，发起征集中国近世歌谣活动。不久，他们就在《北大日刊》上开辟了《歌谣选》栏目，逐日发表这方面的作品。这种破天荒的文化现象，很快成为国内报刊的一时风气。当时广东省城的大报如《群报》及我们家乡的小报《陆安日报》都经常登载一些歌谣。这时我正好在家乡一带从事国民基础教育工作，又耽爱文学，读过《诗经·国风》、《古诗源》等作品，稍后还读了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一大家知道，它里面保存了不少古代民歌和谣谚，因此，不免“见猎心喜”。于是我就走上探索民间文艺的工作之路了。[v]
同时，歌谣较之民间文学其他门类，更早获得钟先生的青睐。他曾经谈到获得杜文澜编纂的《古谚谣》时，“急于需用，又苦于找不得，对于它，已经差不多绝望了，可是，它却跟你碰起面来。这种欢喜真是永远地留着‘余味’的。”“在‘五四’以前，我也曾从古诗的选集上读到一些前代的谣谚，并且情不自禁的喜爱它”。
二是和钟先生的出生地有关。钟先生的老家广东海丰流行三种方言：本地话（即广东白话）、福佬话、客家话。三种方言都有各自的方言圈，也都有各自的民间文学作品，如民歌方面有用广东话唱的粤讴，用福佬话唱的畲歌，用客家话唱的山歌等，钟敬文对这三种方言的民间文学作品都有涉足。但由于钟敬文的祖先属于客家民系，他小时候读私塾也是用客家话授的课，对客家的传统文化自然格外眷恋。因此，在他搜集的近千首歌谣中，客家山歌就占了半数。
三是出于客家山歌“山”的生活语境。钟先生对客家人的生存状况有所考察，他说：
至于客家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的关系，所以每日作业于田野山岭间的，颇占多数，并且男女俱出，没有“男子事于外，女子事于内”之严格差别。至少，我们这一带客家人的情形是如此。他们的气质，大都简朴耐劳，很少慵惰浮夸的恶习，犹保存古代人民的风范。这些，都和他们山歌的产生及内容等有关系。
客家作为汉族的一个支系，社会生活同样受到礼教的约束，在村落生活中，男女授受关系有严格的界限。所以一进入山间，情思便能得到适当释放，男女互相倾诉衷曲乃自然之事。
二
“忠实记录”是田野作业的基本原则，北大歌谣运动从一开始就对此特别强调。在《简章》第七部分“寄稿人应行注意之事项”中明确规定了记录原则，对于方言及过于生僻的字句要求加以解释，记录方言时，“一地通行之俗字为字书所不载者，当附注音字母，能用罗马字或phonetics尤佳。”对于有音无字者在原处以“□”表示，而“以罗马字或Phonetics附注其音，并详注字义以便考证”。要求“歌词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尽管钟先生当时并没有经过田野作业的系统训练，却能以一个民俗学者的基本立场进入客家山歌的搜集活动之中。《客音情歌集》忠实记录了客家山歌传唱的原样，除了根据语气内容添加标点符号以外再无修饰，可谓是田野作业的成功范例。全辑140首客家山歌，都是采用通俗易懂的普通话记录，必要的地方保存了客家方言词汇。对第一次出现的方言词汇注音并释义，其中包括一些当地客家地区流传的俗语、俚语。这是详细注释，而非随意表注，力图使客家以外的人都能看懂甚至读出。对于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常用的一些客家方言词汇，钟先生在歌谣文本后面特别罗列出《本书重要方言音释》，共35条，再次注明读音、含义。这在没有录音设备的时代是惟一严谨的科学方法。当时有人看不起方言，甚至想用“死文学来驾驭活语言”。钟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业绩，坚守了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原则，展示出客家山歌的乡土特性。在当时，即已显露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领航人的风范。
钟先生不仅搜集、整理客家山歌，而且还潜心研究，1926年7月2日写了《客音的山歌》一文，高度赞美客家的山歌艺术魅力。同时期还写了《中国疍民文学一脔——咸水歌》、《歌谣的一种表现法——双关语》等歌谣研究文章，也颇多涉及客家山歌。钟先生在他步入老年后，仍时时津津乐道这段遭遇客家山歌的经历。在《80年历史回顾与反思——纪念北大征集歌谣八十周年》、《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反思与体会》、《“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我学术活动上的两个重要时期——（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以及他为一些作品所写的序言中，都程度不同地对自己所从事客家山歌方面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作了反思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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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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