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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之所以会成为出色的纪游散文家，除去南国故乡这种地理环境温馨之气的心灵熏陶之外，他自幼性好读书，尤爱“读诗写诗”的涂墨兴趣，也为他日后的写作埋下久远的动因和根本影响，为他日后文笔优美、表达晓畅且富诗意的创作打下最初的训练基础。钟敬文自己承认，他在“少年的时候，颇作过非份之梦。忆得年方十二三，便很喜欢学人家吮毫拈韵，嘲弄风月，稍长，野心益恣，大有以‘著作家’自许的意思，《古香楼丛书》竟写至八九种，那时的狂态，可以想见一斑”⑤。时至今日，这部《古香楼丛书》究竟写了些什么东西，已经无从考察，但他的这一段自白至少使人感到：钟敬文不仅在童年时代便已形成“嘲弄风月”的最初文学“创作”倾向，而且在童年时代还培养起成为这类“著作家”的欲望。这与鲁迅类型的作家的童年经历（幼时便经历破落的家境，初步尝到人生的艰难与社会的不公）相比，可以进一步证明，童年时代对生活的理解、体验和欲望，对一位作家后来创作道路的选择来说，将会产生自己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而对钟敬文来说，其意义在于幼年的文学喜好和欲望，使他走上了“隐士文学”之路。
在这个意义上，童年时代也是文学创作之所以成功的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生组成部分。
三
古往今来，任何隐士倾向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钟敬文之所以会在1928年前往杭州隐居，据他自述，其原因主要是：“第一，我太不自爱了，惑于一般放肆的邪说，把民间粗鄙猥亵的风俗、文艺，居然在庄严伟大的国立大学所设的研究所里编印了出来”。——这里用反讽语调所讲述的内容，是他由于在中山大学编印《民间文艺丛话》和《民间文艺丛话次集》两本书而遭到攻击与迫害的事情；钟敬文因这件事而被校方给予“停职”的处理，实际上砸掉了他的教书饭碗。
“其次，我在这半年里，忽然饮了青春的醇酒，我沉醉，我疯狂，我终于颓倒在欢乐与痛苦、生与死的十字架当中！”——从他的《荔枝小品·你已变了心么？》一文中可以得知，当时，钟敬文的哥哥曾插手他的婚姻，要为他包办一门亲事，而钟敬文却已经另有所爱，陷于自由自主的恋情，并正在体验着爱情的悲与欢，时而陶醉、时而疯狂。此外，在《湖上散记》中的许多篇章里，则又经常写到一位叫做“蓬”的小姐，从这些文章的内容来推测，她应当是钟敬文从南方带到杭州的女友，钟敬文似乎为逃避包办婚姻才携她同居于西湖畔边。
“再次，……当今，党国大事，自有我们一般年高望重、经济学识，都超越群伦的先辈，在出力担当，共谋郅治；我曹后出小子，口尚乳臭，不足以参预天下治乱之事，只合闭门读书，或徜徉山水间，击壤而歌，颂扬帝力”⑥。——这里无疑是指“四一二”大屠杀之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即国民党反动派不准知识分子发出任何不满声音的黑暗统治。正是由于这三个基本原因几乎同时交织在钟敬文的身上，他才在广州陷入极大的苦闷和失望状态。
钟敬文是敏感的，他在1926年6月便预感到“我们中国的今比正如一个将邻暮夜的世界”⑦，但他在1927年1月写的《潜初去后》一文中，仍然赞扬友人潜初“是马克斯的信徒”，赞扬他“要实现共产社会的理想”的革命精神，祝愿“一切都如他所希望的成功”。这表明钟敬文多少还了解些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在思想上还具有进步的倾向；但正如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对历史前进的曲折性和残酷性缺乏清醒的现实估量，因此“四·一二”事变发生之后，死亡与鲜血使他目瞪口呆。当他尤如从恶梦中惊醒后，残酷的现实使他很快趋于失望，看不见光明的未来，于是感到“我实在太疲倦了，疲倦得连呼吸都似无力，我于是不能不作暂时逃地的人了”⑧。就这样，他在几种挫折相交会的暂时困境当中来到杭州西湖边，转而专门吟唱起大自然的审美之歌，象古代陶渊明那样，成为一名隐士文人。
隐士是一步步变成的。应该承认，钟敬文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彻底逃脱人生的战场，他只是“希望于短时间里，在这块比较宁静的境地，恢复我一切摧毁消失了的明慧与精力，使我有继续驰跃于人生舞台的勇气”⑨。从这种意义来说，他的栖居杭州，虽然一方面出于前文所述的三个主要原因，但其中也还与鲁迅所说“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⑩颇有几分相近的成份。正因如此当钟敬文最初看见西湖时，“她所给予我至深的观感，是‘幽秀’两字”；他从这种东方式情调的自然环境中感受到灵魂解脱的欣喜，获得前所未有的轻松与舒畅之感：
她（即西湖）朴素、宁静、婉柔，可以调和着我暂时汹涌、决裂的心。……生动热烈是可爱的，但我现在是有点疲倦了，我需要休憩，我需要暂时的休憩，这里的幽婉、静幽，正是一服绝妙的清凉剂呢！我要跃动，我的生命要来长远的跃动，但此刻且让我清闲地躺着吧！⑾
这一段文字颇带有印象派绘画的味道，表达了瞬间的审美印象，主客体达到某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不过，尽管他尚未忘记生命的跃动，尽管他此时还强调着休憩的暂时性，但在自然美景的薰陶下，这段文字已透出他“沉醉”的某种心态。
当然，这还仅仅是最初的“微醉”，真正彻底的隐士化还是在后来，是在客观风光与他主观审美倾向越来越紧密重合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位友人曾对他说过，“无论它是哪一种形式的枝干和叶子，只要是树木，我就觉得它十分可爱”，这虽很接近钟敬文的自然审美倾向，他当时却并光反应；可是到了杭州之后，他从西湖景地获得直接的审美体验，这时就不同了。他深有感触地重新拾起这个话题说：“我自己觉得对于山和水，也是如此。无论是深山小丘，只要有点幽静秀美，我就不免要为它留连我的步履和情思了。无论是沧海溪涧，只要有机会欣赏低回，我是决不肯轻易放过的”⑿。就这样，在西湖客观上提供出充分条件的基础上，他的审美观趋向于定型与成熟，走向隐士化的情趣。
在钟敬文看来，观赏山川风光和自然界其它景观时，应在主观上摒除一切人生杂念，注入专情于其间：登山则情满于山，临水则情溢于水；只有这般“和自然入于同化之境，才能领略佳景之真谛，从而使心里感到幽宵的怡愉”⒀。这种看法在美学的观赏原则上，肯定是相当有道理的，即使从哲学上讲，这种追求“佳景之真谛”的观点也有其传统的归属，即属于老庄哲学体系中“天人合一”的极端审美性人生观——正是在这种人生哲学的影响之下，钟敬文的文学创作才相应倾向于淡雅醇韵的清新格调。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越来越浓的审美格调竟成为钟敬文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的生活方式与人生哲学，以致他日益陷入对大自然的陶醉不能自拔，渐渐忘却自己“暂且”体憩的此行目的。正因为出现这种情况，他在1930年写作《湖上散记》的“后记”时才突然意识到这一点，终于“醒悟”过来，从理智上检讨自己这两年的人生迷误。
四
当然，若是置于那个时代特定历史背景之中，那么从钟敬文的隐士行为里，也可看到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既厌恶丑陋的反动政治压制，又无力改造黑暗的社会环境，只好寄情山水之间以求名哲保身的心态，即将自己打扮成不问人间凡俗之事的“纯文人”，企望沿袭古代传统文人的超脱自救心态。面对他在当时的这种心理状态，人们很难简单地评价为“好”或者“坏”；一方面他在“四一二”之后的确有其客观原因而作为隐士，并且只是暂时的隐士，另一方面正由于他这种隐居的人生“迷误”，才使他不仅能够全身心地去体会西湖山水风景的美妙之处，且写出源于这些切身体会的漂亮散文，为文学史留下优美的纪游之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丰富并代表了当时中国散文的业绩。因此，对问题的讨论绝不能停留在这样一个思维层次上，而应进行一种辩证法的分沂和价值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够进一步认清钟敬文这条隐士之路的历史特殊性，从而发现某种近似规律性的东西。
在这里，如何评价钟敬文的隐居价值，确实属于一个“两难”判断的问题。若是从政治上讲，在“四·一二”大屠杀之后，鲜血与死亡不仅没有吓倒革命军的斗士们，即使在文学界，也没有吓倒革命的作家们；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反而促进许多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家更加倾向于革命（当然，其中有一些过“左”的激进倾向并不足取，但他们强烈反抗国民党反动文化统治的这种精神，却是符合历史潮流在当时的进步趋势的）。在这些人的对比之下，钟敬文的隐居西湖显然属于一种消极行为，既谈不上革命性，又谈不上进步性。并且，若是考虑到这样的时代因素，他的隐居行为便又显得与古代文人类似行为具有不同的价值内涵：古人（如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的“沉醉”或沉默是一种万般无奈的选择，他们的思想较为进步，以致不被容于统治者，即使是隐居，也还有“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因此，在他们隐居性的行为中蕴含着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而这一点，在那个历史条件下还是具有些进步意义的。
钟敬文的隐居就不是这样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不仅中国共产党已诞生数年，而且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广为流传，更为关键的是，钟敬文的朋友中本来就有他所敬佩的“马克思的信徒”。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环境中隐居西湖，只能说他是被“四·一二”之后的黑暗统治吓坏了，他的行为不属于无可奈任中的不与反动统治者合作的态度，而是既不愿激进又不甘心堕落的索性逃避，即单纯的避祸之举。即使在1930年那篇“后记”中表示不应“以艺术为一己的哀乐得失作吹号”，表示“良心它不能教我这样愚笨的人安然”，也不能证明他这时已从隐士之路上真正发生了彻底的觉醒，只是说明他在个人与“阶级”之间的心理矛盾更加尖锐化，个人倾向的隐士生活给他带来空前的心灵痛苦——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毕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远离社会人群而居，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承受的痛苦。钟敬文于1934年东渡日本去研习“民俗学”，这是他为摆脱矛盾与痛苦的一个具体措施，但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他还是不愿投身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最激烈的“前线”，他的隐士之路变为学术化、书斋化了。
从这样的对比中自然构成一种相当严厉的批评，但若与三十年代那些“堕落文人”以及国民党的“御用文人”相比，这种批评又显得过于严厉，因为钟敬文毕竟洁身自好，没有为敌人服务，甚至也没象“第三种人”或“自由人”那样批判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是具有自知之明因而无可厚非的。更为重要的是，他写出的纪游散文具有那个时代的最高艺术水平，与其它几位作家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散文成就。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其隐居问题，那将会发现，他的优秀散文创作也都带有隐士的情趣和笔调。这也即是说，他的优秀之作来源于他的隐士生活，若没有这一段隐居经历，就不可能产生这些作品。
这样，便带来一连串的问题：否定他的隐居行为是否会不伤及他的作品？肯定他的作品是否会不影响对其隐士之路的评价？从文学源于生活的角度来看，他的生活与创作是否可以分成互不相干的两个评价对象？更重要的是，从历史长河的发展角度看，钟敬文对繁荣与发展传统纪游文学的贡献是否应予较高评价？是否只有走隐士之路才可能产生一类作品，繁荣文艺百花园的创作？
如此等等。一个钟敬文，给人们带来的理论思考是相当多、相当多的。
①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②连载于《文学周报》第343期宜第349期。
③《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④《荔枝小品·忆社戏》，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版。
⑤⑦《荔枝小品·题记》
⑥⑧⑨《西湖漫拾·寄北平岂明老人》，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
⑩《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⑾《西湖漫拾·从西湖谈到珠江南岸》。
⑿《西湖漫拾·海滨》。
⒀《西湖漫拾·怀林和靖》。
(原文刊于《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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