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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页里，钟敬文是一个奇怪的作家——几乎无人不承认其文学成就（主要是纪游山水散文方面）应引起研究的重视，但在实际研究中，却又无人能够将他插入文学史“历史线索”中来实现这种重视。这种现象似乎向人们表明一个问题，即以往的文学史不大注重现代山水纪游，仿佛这类作品距离那段令人神往的厉史内容太远，与那时的时代精神不符，因此就显得不具备多少值得仔细研究的价值。
必须指出，这是一种偏狭的文学史观的具体表现，它不仅与当今学界古代文学史观相背离（在那里，古代的山水纪游类作品受到相当重视，往往从中被找出传统的优美“文学”），而且会使现代文学的历史容量趋于狭小，违背当时十分繁荣的历史真实。对于钟敬文的创作进行研究，有利于打破以往偏狭的格局，因为他的山水纪游创作对现代文学的丰富与繁荣做出过重要贡献，完全有理由认为，“丰子恺、梁遇春之于随笔，何其芳、李广田之于抒情散文，丽尼、陆盘之于诗散文，郁达夫、钟敬文之于游记，沈从文、芦焚之于乡土散文”①，在三十年代均有过相当的成就和特殊的开拓。正是他们构成了当时中国散文创作的“精英作家集团”；正是他们的优秀之作代表着当时中国散文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准。
在钟敬文的一系列散文作品当中，除去可以领略到对于山水风光的出色描绘，欣赏到作者优美的语言艺术魅力之外，还可以看到一个现代隐居文人的身影和时而欢乐、时而痛苦的幽幽灵魂。灵魂是其创作的直接根据，弄懂他为什么会成为隐士，弄懂隐居与其创作的关系，不仅有利于理解钟敬文的个人创作，而且对理解现代文学史的复杂性都将会有所帮助。
一
纵观钟敬文的文学创作，作品的数量并不算太多。1929年9月，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荔枝小品》，收入1924年以来创作的各类短小文字。这是一部在内容上真正称得起“散文”的集子，五花八门，二十二篇文章的内容相当博杂零乱，但其中有些篇章（如《游山》、《南国已深秋了》等等）显然已经带有山水纪游性的文学色彩，并透露出钟敬文沿童年时代赏玩山水之性情发展起来的颇为浓厚的旅游嗜好。而这本集子里写于1926年之前的那篇《“创造社出版分部”》，则无论从篇章结构的线索安排上看，还是从传达见闻与情感的细腻描绘方式上看，或者从游踪的层次与视角上看，都已然属于比较成形的纪游之作。但从总体上看，这还是钟敬文纪游创作的早期阶段，不仅他那支色彩斑斓的笔尚未笔下生花，而且大自然那动人的山水也尚未触动他纪游的审美心弦，未在他的灵魂中爆发出辉耀生命的巨大光芒。他还必须寻找新的契机，这契机便是现代“隐士”的栖息之地。
1928年9月，钟敬文离开广州的中山大学，乘船前往杭州任教（在此之前，他出版过一本旧体诗集《偶然草》，其中虽也包含一部纪游感兴的诗作，但还属于一颗旧的灵魂）。这一次迁移的意义实在太大了，对于一直生长在南方海边的钟敬文来说，这却是他第一次乘坐海轮远途旅行，所以，在波涛摇撼、巨浪起伏不止的大海上进行如此长时间的跋涉期间，他处处感到生活的新鲜。在船上白天事事新奇，夜里常常难眠，于是他开始将船上每天的所见所闻和所感，都以“寄友人”的书信方式录写下来，后又经过一番整理加工，便形成他那一系列描叙这次海上旅行的散文——《海上日述》②。在这些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出大海的波澜已荡涤了他心灵中的人生烦恼，使之更强化了隐居忘忧的倾向，而且还可以发现，在此已初露出他后来纪游创作中那种用笔潇洒率意、写生绘神绘色和抒张灵性情致的艺术风格的端倪。
在这次航海旅行结束之后，钟敬文寄居于西子湖畔的杭州城内，过上了现代隐士的生活。他于授课之余，常携友人们一同游赏西湖各处景观，采风问俗。每当游玩归来，他往往都会留下一些记述或描绘游历的有关文字，这些文字很少涉及到当时的时局或社会，几乎纯属山水游记的品类，但在艺术功力上，又大都是优美的作品。也许可以这样说，在1928年至1930年这段时间里，钟敬文的写作之所以显得格外勤奋，能够进入文学创作的最佳状态——或者说他之所以能在抵达杭州仅仅不满两年的短暂日时里，便出版两本以纪游为主要内容的散文集《西湖漫拾》（1929年）和《湖上散记》（1930年），并出版新诗集《海滨的二月》等，就因为他找到了自己最适宜生存的隐士之地，即人化自然的秀美西湖。
从创作道路的角度来看，在杭州旅居的这段时间，钟敬文的纪游创作无论在思想意识方面，还是在艺术风格及技巧方面，都显得相当圆熟和成熟，这将近两年的时间，正是他文学成就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时期。对于他的散文小品之风格与地位，郁达夫曾给予过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作品“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并且还表示，希望他今后能够不放下手中的笔，再多写些“这样的小品文”③。当然，郁达夫还没有注意到，一早在《湖上散记》的“后记”里，钟敬文便已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以艺术为一己的哀乐得失作吹号，而酣醉地满足于这吹号中，良心它不能教我这样愚笨的人安然！也许古人要说，个人的哀乐，也是社会哀乐的一部分，能够把它表现出来，不得说于社会是毫不相于。这话诚然有相当的道理。但在这样不平衡的社会里，哀乐分明是有阶级性的。现在大多数人的哀乐，正如我们的有很大的鸿沟；要把我们的哀乐去涵盖他们的，我真打不起这样欺周人类的勇气。朋友，说到这里，你还肯怀疑我的伤心是故作姿态么？
很显然，钟敬文在1930年写出这段话时，便已经自认为他的山水纪游不合时代需求。“哀乐分明是有阶级性的”，有了这样的思想变化，外加多方面其他因素的促成，他的现代隐士生活遂告终结，于1934年东渡日本去研习民俗学。新中国成立后，钟敬文虽然还偶尔写过零星的诗歌与散文，但其水平无论如何也难与当年在西湖隐居时相提并论，于是，《西湖漫拾》与《湖上散记》使成为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光辉顶点。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隐居生涯创作的作品为历史增光添色，除钟敬文之外还很少见到相同的例子。
二
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并且是生活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动荡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说来，仅仅凭着“五四”新文化精神的薰染，也是很难走上真正“隐士之路”的。年仅二十几岁的钟敬文（1903—）竟能在西湖边上隐居数年，几乎不闻不问国家天下之事，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格外吃惊。究其原因故然有相当充足的现实理由、个人原因与社会环境原因，但无法一下令人去寻求其更为深层的东西，即钟敬文在气质上与性格上的某种主导倾向；而寻求其倾向的形成则必须从其最远的童年时代开始，因为在那里存在着一定程度上起决定作用的奥秘，这也即是说，童年时代培养起来的性情决定了钟敬文日后种种重大人生选择的必然性。
钟敬文的故乡是广东省海丰县的公平圩，他在那里渡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在当时，由于交通上的相对便利，公平圩已经是南方较大较热闹的那种乡镇之一了，可当钟敬文回忆起家乡时，在他的记忆里，故居却偏偏是“在一个很幽静的乡下”。这显然是一种记忆错误，但它却并不奇怪；在此方面，他与另一位出色的纪游作家郁达夫一样，他们在关于童年的思维方式上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或共性。这也即是说，他们都产生这种“误忆”（将故乡山水田园化）的原因在于，故乡给他们留下的是已经情绪化、诗意化的朦胧印象，这种对故乡环境的艺术化心理依恋与童年记忆，虽然使得某些以往的事实与头脑中的印象相互错位，但在现代化大都市物质文明较发达、心灵生活过份失落的生活状态下，这些错位了的印象本身却充满着诗情画意，令人向往。
后来，钟敬文就是凭着这种类型的记忆方式，十分动情地描写出他那属于风光秀美的岭南格调的故乡——“田沟里游泳着的小鱼，丛林中自生着的野草，山涧上涌喷着的流水”。其实，这种极其情绪化的故乡只属于他自己的心灵，他的目的是要借此表达“无一教我对之而不爱”④的故乡之恋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生活在现代大都市的一种心理需要，即心灵失落的重新平衡。不过，由此也多少可以发现，钟敬文对自然山水的喜好是从童年便已开始了的，这种童年喜好不单对他一个人具有重要的心理影响作用，而且对其他出色的山水纪游作家来说，都是其创作倾向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这一点在郁达夫、冰心、朱自清、俞平伯等人身上都可以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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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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