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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故乡的歌谣和少数民族歌谣
钟敬文于一九九三年写的题为《我的学术历程》中回忆了自己的研究活动，对歌谣的研究做了如下表述：“我在1924年写作了15则《歌谣杂谈》（陆续发表于《歌谣》周刊）。这些文章现在看来只是一些小学生的习作。但是，不要忘记，它是我少年时期对着这门学术倾注着满腔热情写出来的，它也是我此后数十年这方面学术活动早期的‘星星之火’。”
这里谈到的《歌谣杂谈》中，有写关于他的故乡海丰县的歌谣的《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的婚姻观》、《海丰的畲歌》、《谈谈海丰医事用的歌谣》、《再谈海丰医事用的歌谣》等。这些文章都很短，不像论文，说是采集、调查的报告更合适，但也可以说是他的歌谣研究的第一步或原点。他对歌谣的研究，是以古典文学上极深的造诣、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广博知识、同时还有有关实地调查的经验作为基础的，从这里可以看清楚了。
关于海丰县的歌谣，他在《客音的山歌》（1927年，集下）中根据三种方言划分为用本地话（也就是广东话）唱的“粤讴”、用福老话（福建话）唱的“畲歌”、用客家话唱的“山歌”。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瑶族、疍民等的歌谣，他自豪地说：“我们广东，……论到民众的文艺，它却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宝库。”进而又列举清朝的诗人王世祯、李调元、黄遵宪等人就曾言及广东的山歌。还说山歌在广西、云南、江苏、浙江等地也都有；山歌具有特异的表现法，即多用双关语或隐语，其内容大多是取材于情爱和性爱的情歌，而且他们有“对歌”的风俗（也叫歌垣）。
这篇题为《客音的山歌》的文章被收入《客音情歌集》（北新书局，1927年）一书中。
此书还收入了从他搜集的一千多首中选出的一百四十首歌谣。关于这部歌谣集，黄诏年曾写了书评，钟敬文还发表了回答书评的《为〈客音情歌集〉答评》（1928年，丛）一文。这篇回答中也能看到他对刊行歌谣集的一些看法。首先，对于黄诏年对“不记上地名，不分类”的指责承认了是自己的疏忽。接着对其指责“不命题目”的说法认为颇有讨论的余地，并做了反驳：命了题目有利于研究和免除误会，但用二、三个字去表达其歌词所包涵的意义是很难的，而如果用第一句做题目则大多数又与歌的真正内容不相干。进而又从歌谣集中的方言音释词汇的情形回答了黄的疑问，例如“糖角”的“角”并不是“果”字之误，“糖角”是用糖做成的饼饵（用麦粉、米粉等做的食品）的一种。
关于山歌，在《山歌》（1924年，歌谣71号）和《答顾颉刚（应为王嗣顺——译者）先生讨论山歌的信》（1924年，歌谣78号）中论述了定义和区分：“我们海丰的地势，东西北三面，都富于山岭，那里居民，作业于山中，信口唱咏，谓之山歌（或曰客歌，以唱者多客族人也），……山歌的内容，大概关于恋爱事情的尤多。”他认为总之山歌也可以说是情歌，但其中也有地理、历史、故事、传说的内容，它是山村的人们用七言（一句七个字）形式唱的歌。
对于海丰县的歌谣，钟敬文在《海丰的畲歌》（1925年，集下）中介绍过非客家集团的歌谣。这就是中部的居民（多为女性）唱的畲歌。其形式是固定的，一首由八句构成，分为二章，而这二章中的语句十有八九是相同的，即重复地唱。每句一般用七个字，首句三言或五言的多。又指出其内容由于是妇女传承的古代产物，因此吟咏的对象与妇女有关，往往其观念是旧思想和旧道德的。关于畲民，不知是由于当时已经被人所了解的缘故，没有特别的说明，畲民是属于现在所说的苗瑶系的民族畲族。他们与虽拥有特异的历史传统但仍然是汉民族的客家人在语言、文化上不同的少数民族。
看样子没有编辑出版过畲族的歌谣集，但同样是生活海丰县的歌谣之一的水歌即疍民的歌谣编辑为《疍歌》（开明书店，1926年）而被出版了。这部歌谣集收入了五十二首，书的开头就是诗人刘大白的序言。作为附录载有《中国疍民文学一脔》（1927年，丛话、集下），说到编辑出版的动机：是因为“可惜那些以水为家的疍民的心声，尚没有人把它从他们的心口中，传达到我们的耳里心头，使大家为之欣慰，为之心动！”所以要尽心竭力地给大家介绍。关于疍民的起源，他举出有南蛮之一种说，有一部分是从山上迁入的苗民说，最后如何选择真正的一种说法，那样的研究是人类学者、民族学者的工作。他们的生活概况与开化较迟的民族相同，以船为家，靠捕鱼为业，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和悦乐就是唱歌。这种歌叫做咸水歌，也叫咸水叹、后船歌，是否流行于所有的疍民中还不能断定，但是在广东沿海一带流传是肯定的。其形式与各地流行的相似，大多是七言四句体，一般来说每首由一章构成，也有二章以上的，但为数不多。各句末尾有一个助词“罗”字，与楚辞的“兮”一样。其内容大概以歌唱爱情的居多，如果用南北朝的歌谣来类比，山歌是南方的子夜歌之类，咸水歌则就是北方的横吹曲。
他在介绍疍民的文章开头这样论述道：“中国本部境内，除了我们汉族以外，尚有许多山居水泛的开化较迟的民族。如云南、贵州一带的倮儸，两广、湖南一带的瑶民，广西境内的僮人、西南各省的苗民、东南沿海的疍户，这都是彰明昭著的。我们谁都知道：一个民族文化的高下，与他们的文学（民族心声的歌谣）是很有关连的。”这里从汉族的角度进一步把眼界放到多民族的口承文学，强调了发掘它们的意义。“记得清人李雨村，曾编辑过一部《粤风》，里面除去了一部分粤人的歌谣外，其余都是那瑶僮俍各民族的心声。近来‘歌谣新运动’中，也有人注意的采集了一些云南倮儸和广西僮人的歌谣，发表了出来。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工作。”
实际上钟敬文自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期也还刊印了《粤风》（北京朴社，1927年）一书，表明了他对少数民族歌谣集的重视。此书的序文《重编〈粤风〉引言》（1927年，集下）里面介绍了刊行此书的原委，先是看到顾颉刚在文章中说《粤风》是一部重要的歌谣集而想读，之后在广州好久见不到，待读了此书，的确感到是具有很高价值的民间作品。在顾颉刚的劝说下加以标点而出版。此书的内容原来分为四部分：一，粤歌；二，瑶歌；三，俍歌；四，僮歌。但钟敬文把它改分为三部分：一，粤歌；二，瑶歌；三，疍歌。“粤歌”的歌不是广东一般性的歌谣，而是被称为客家的居民的山歌，“瑶歌”虽然有许多地方需要注解才知道语意，但还好懂，而俍、僮两种歌谣是非常难的，其语词、语法简直跟外语一样，我们读起来就像读佛经那样莫名其妙，尽管李调元很辛苦地做了好多注释，但还是有不少地方搞不明白，这部分只有另外出版了。
这里记述的俍、僮部分，后来翻译后编为《俍僮情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收入到《中山大学民俗丛书》中出版。此书由钟敬文与刘乾初合译，书前载有诗人王独清的序文。每首歌由现代汉语和原文对照而构成，书末附有《方言考释》。方言考释把《粤风》原书中的注释词汇和译文重新加以编排，成了一种词汇集。在《译者底话》中说这篇序是因为刘乾初去武昌而轮到钟敬文写的，关于用现代汉语翻译的原由：“原文既不好懂，我们依据什么来迻译呢？这也许是诸君一定要疑问的吧。 原来当时编辑这书的人——李调元等——也考虑到后人的不懂，所以很吃力的给它下了许多注解，使我们现在对于这些歌谣底语意能够大部分明了，都是他们底劳苦所赐予。但是，它们底工作，不能叫我们全无憾难。因为有些地方，是没有注出的，——大概由于疏略和不懂吧。我们与此，就只好应用自己底想象去填补了。”对这样再次刊行清代的歌谣集有什么样的评价呢？我还没有看到同时代的书评，但王独清的序文可绝对没有社交辞令，他说：钟敬文的“这种工作，我以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了。敬文是一个爱好文艺的人，他这种工作，我相信是一种纯洁诚意之努力，他确是费了一番苦心的。他的功绩怕还要在那些勉强摹仿民歌的诗人以上。”
钟敬文本人还在《〈越风〉序》（1935年，集下）中强调了俗歌集的发现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所以要重视重印俗歌的工作。当时对于这部《越风》除了顾颉刚以外还有左天锡、叶德均、王鞠侯、容肇祖、乐嗣成、黄芝岗等许多人谈到过。其中钟敬文的工作确实具有先驱性的意义。但是之后差不多三十年几乎没有被研究过，到六十年代只有游国恩、谭正璧、马千里提及过。钟敬文自己再次提到此事时，大概也是六十年之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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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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