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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1963年，集上）中论述了革命派的学者和活动家们利用地方剧、歌曲、短歌谣、弹词等各种各样的民间文艺形式，暴露清朝的黑暗政治、外国的侵略，宣传革命运动的情况。比如著名学者章炳麟创作《逐满歌》攻击清朝，女革命家秋瑾创作弹词《精卫石》主张妇女解放，有的青年革命家利用出现慧星的说法创作童谣来动摇官方统治。
对于改良派的情况，钟敬文在《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1982年，集上）中的“对歌谣的赞美”一节中做了研讨，他指出古代文人学者没有能够完全认识到人民创作（歌谣）的优越性，但是改良派主将梁启超评说过古代歌谣的美，并关心和尝试模仿民间歌谣，创作了《台湾竹枝词》等，变法学者吴宝初评价了《诗经·国风》中歌谣的优秀性，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卷二中介绍日本信州地方民歌，还对京都盂兰盆会上表演的民间舞蹈作了记述；康有为主张运用民间流传的歌谣、谚语形式进行儿童教育。
《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1980年，集上）中谈到，对人民创作（民间文艺）的关注是当时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对民间歌谣、俗歌的模仿创作，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巨流。关于这个时代的特征，他概括为：中国从1885年到1911年陷入危机之中，是社会骚动不安的时期，也是政治、文化的活跃时期。其中提到在“诗界革命”中作出贡献的清末诗人黄遵宪，并评价其在诗集《人境庐诗草》中收集了九首山歌；还模仿外国民歌创作，吟咏异域的俗歌，在为《山歌》作的序言中，把故乡（广东省梅县）的民歌看作古代乐府民谣一样，除了对古典诗歌中的民间歌谣表示了赞赏外，对存活在民间口头上的人民创作大加赞赏，（虽然并未达到此意向），但是要进行民歌搜集等。黄遵宪对民间歌谣的见解跟当时的文学家也有共同之处，《官场现形记》的作用李伯元也对湖南儿童所唱的歌谣予以了赞扬，《新小说》的作者之一浴血生称赞“今之山歌，古之童谣”是绝佳作品，王国维也赞扬了古代的民俗歌谣。
三 从歌谣与诗的关系到现代的歌谣
钟敬文在研究现代还流传的歌谣时，常常放在文献记录的古代歌谣的视野中去加以论述，论述竹枝词等古代民间歌谣的时候又例举现代民间歌谣做比较论证。如果以古典文学与现代歌谣为问题的话，那么如何看待诗与歌谣之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一点，钟敬文在两篇文章中做了论述。
其中一篇《诗与歌谣》（1949年，谈薮、集下）中首先就“诗”谈道：“它的孩童时代就是歌谣。它是民众所产生的，是民众所歌唱的，”“不单单诗跟歌谣是同属一体，还有诗跟舞蹈也差不多是骨肉兄弟。”屈原、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等纯粹诗人的作品也与民间创作往往有着很深关系，在现代如布洛克的《十二个》、白德尼的《大街》、刘半农的《瓦釜集》等都是模仿民间歌谣而使用其形式创作出来的，因此指出诗与歌谣是有明确的密切关系。
另一篇文章《文人诗、民谣和劳动人民的生活》（1950年，谈薮）论述，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上下层之间的关系是严格区分开的，但是统治阶级并不是与劳动人民完全对立，他们的诗如文人诗，也会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杜甫、白居易等少数诗人就描写过农民。另一方面，劳动人民自己的作品——民间歌谣里面歌唱他们的悲惨生活、歌唱穷人家妇女们的生活的作品是很多的。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的大变化，中国古老的农村发生了根本的质的变化，变了风貌，广大的劳动人民再也不唱那种哀苦的歌谣了。
关于诗与民间歌谣的关系，在《谈〈王贵与李香香〉》（1948年，谈薮、集下）中以具体的作品为材料进行了评论。这部题为《王贵与李香香》的作品，是诗人李季在一九四五年写作的长篇叙事诗，茅盾称为“民族形式的史诗”，当时解放区的评论极高。钟敬文也从多方面做了高的评价。例如说，作者的创作意识是人民的创作意识，作者不是模仿者而是地道的民谣作家，形式、技术方面也有着普通的民谣作者所不能及的成就，在内容、语句、腔调方面也和人民自己创作的作品一样，这是很不容易的。这部作品在很多方面成功地使用了如比兴等中国民谣传统的手法。在词汇、语句方面也非常有大众性、艺术性，其语言是生活中的带有诗意的语言，是农民的优秀歌谣中经常出现的精彩语言。当然也选用和组合使用了一些新名词和新的用语。
但是他又指出，这部作品也不是十全十美，三部十二节的叙事诗有些支离零碎之处，某些场面需表现强烈气氛的描写却未能做到，这与作者的生活体验和想象力有限有关外，还与借用一首两行的陕北民谣之一“顺天游”的形式有关。即使在陕北，这一类叙事歌谣也并不多见，适合这种形式的主要是即兴抒情。
对于现代创作的民谣作品，他在《〈翻身民歌〉论》（1949年，谈薮）中做了论述。开头介绍，作者王希坚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出生于山东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受过中学水平的教育后，读过很多小说和评书之类，从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开始写作民谣、小说和鼓词。接着介绍了王希坚关于民谣的见解：一，是反映大众情绪和意志的表现形式；二，是民众进行斗争的传统武器；三，民谣的艺术特色是简洁而流利，使用了讽刺、比喻、旁敲侧击等表现手法；四，是大众传统的文学，但在传承过程中被加上了群众的创作；五，在今天的群众运动中，民谣起着重要作用；等等。钟敬文评价说：这些是零碎的看法，有的还不能概况全面的现象，但是也说到了过去学者们所忽略了的特点，这是不平常的。《翻身民歌》是不到六十页的小册子，里面却收集了六十首，其内容可分为揭露压迫阶级的残忍、贪欲无耻和被压迫阶级的痛苦，赞扬和激励被压迫者的解放、反抗以及新制度、新人物和讲述新思想、新道德去教育群众等。这部作品的特色在于体裁——文体方面富有特点，避免了模仿民谣时的某些毛病，使用了三言、五言、七言，富有变化，防止了单调的千篇一律，采用了群众语言等。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由于作者熟悉通俗文学而取得了成功。但又指出有些“说理诗”抽象而缺乏情绪，有的诗在构思和用词方面感到有些文人诗的味道，有的还能看到旧通俗文学中的陈腐调子等缺点。
这样看来，钟敬文在一九五O年前后写作并发表的文章不知是否反映了毛泽东“文艺讲话”发表以后的状况即革命斗争、解放运动、共和国成立的状况的缘故，与在此之前的文章的主题、风格是很不一样了。
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是《歌谣中的醒觉意识》（1951年，集上），论述了歌谣中所见到的民众的觉醒意识。首先指出，中国在长时期里，地主阶级统治下的劳动人民被剥夺了使用传播思想的工具（文字）的权利，广大人民只能用口头流传的歌谣对统治者和不合理制度表现反抗。他引用从晋代到明代的民间歌谣说明皇帝和官吏们的压迫越厉害，人们的觉醒与反抗也就越多，他们在口头创作中日益强烈地反映出反抗意识。于是，农民们对地狱般的生活除了起义或对地主的反抗以外，把这种仇恨和抗议寄托于歌谣和故事之中，“十二月”式的数月歌、长工歌和“长工与地主”等故事中就描述了他们生活的痛苦和地主的残虐。控诉封建家庭生活的作品也很丰富，如以婚姻的束缚、虐待媳妇、轻视妇女等为主题的作品。到了近代，民谣中出现了对外国侵略者、帝国主义者的仇恨和抗议情绪，其中充满了讽刺国民党政府黑暗政治的愚劣和专横，抗议军人、官吏的残暴和贪污的情绪。另一方面，歌唱被压迫人民对未来的希望，如诸多歌颂共产党和解放军、颂扬革命领袖毛泽东、歌唱新社会和解放的喜悦、对劳动、国家、政府、新政治的觉悟和婚姻自由进行赞颂的赞歌等。这篇论文比他以往的文章都要长，由北京师范大学刊印成了小册子。在当时的中国，学术论文中都要引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语句而敷衍搪塞的很多，但是这篇论文却没有这样的态度。
《歌谣与妇女婚姻问题》（1953年，集上）一文，把上篇论文中的主题从女性问题的角度做了论述。钟敬文认为：由于“中国社会……是长期的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是地主阶级统治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在社会里没有权利，是家庭的奴隶、男性的所有物，劳动人民女性的命运更加悲惨。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人们的生活和意识的反映，那么现在的歌谣中所反映的就是新旧时代女性的真实情况，例如封建主义是怎样迫害妇女的，被害者又如何看待人吃人的制度和伦理观念，妇女的真正解放和幸福又如何地与革命运动是分不开的？等等。这正是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旧社会的妇女生来就不幸，先是被父母统治着，出嫁到丈夫家就归属于婆家，而在娘家也受不到好待遇，由家长决定婚姻，在歌谣中描述着她们牛马般的生活。还有对媳妇们的虐待，不仅仅是婆婆，大小姑子也虐待她们，丈夫的打骂，这些痛苦反映在“变成鸟的媳妇的故事”等民间故事中。大多数歌谣集中都收入了这方面的歌谣。再者，因为旧式的婚姻制度与伦理观，不允许离婚而受苦的寡妇、家长和官府等禁止自由恋爱和结婚而以悲剧告终的青年男女等形象在歌谣中相当多。在婚姻变成以姑娘为商品的买卖后，妇女对父母的怨恨、对媒人的憎恶、对丈夫的不满在歌谣中也都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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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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