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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钟敬文的业绩
在近代中国民俗研究领域的发展中作出贡献的人不少，从作为文学家而有名的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到顾颉刚、常惠、容肇祖、娄子匡、杨成志、罗香林、江绍原等都活跃过，而其中与日本的民俗学者交流最深、又时间最长地领导中国民俗学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教授（下略去敬称）。
钟敬文于1903年出生于广东省的海丰县，从陆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小学任教，1927年起在中山大学工作，与顾颉刚等组织了民俗学会，从事编辑了《民间文艺》和《民俗》等刊物。1928年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工作，1934年到日本进行民俗学研究，1936年回国后在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任教，1949年在香港的达德学院任教。1949年以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教育和研究工作，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钟敬文作为诗人、散文家也是有名的，20年代开始到今天出版了很多的著作和编辑的书。他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领域内具有多方面的论述。《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家（第一分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的《钟敬文》条中对其研究的整体特征曾有这样的评价：第一，其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解放后的重点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民间文艺的研究。第二，开拓了民间文艺研究的新的领域，在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上取得了许多成果。第三，重视民间文艺的比较研究法。第四，重视活的材料，强调民间文艺作品的真实性。第五，对民间文艺的方方面面进行全面研究，建构了自己的民间文艺学体系。第六，同时是卓越的民间文艺教育家。
关于歌谣研究，他在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而写的《“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1979年，集上）中记述了其历程。虽然这篇文章并没有直接讲述自己的歌谣研究，但是在指出现代歌谣研究的得失的同时表现出了锺敬文本身的研究特色。例如说：“当时歌谣学的目的既是文艺学的（包括文艺鉴赏、文艺创作在内），又是民俗学的，或社会学的（包括语言学、方言学等在内）。”他指出当时参与歌谣学运动的沈尹默是优秀的诗人和古典文学研究家，周启明（作人）因在留学时受英国人类学派的影响而关注研究民间故事和歌谣等。这与他本人是诗人，在古典文学方面造诣很深，又留学日本并吸收了日本民俗学成果的情况有关。另外，他又指出：五四以来的歌谣学表现出明显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即以科学的思想和态度进行研究，这也说明了钟敬文本人的研究倾向。
钟敬文在歌谣学方面的著书有《歌谣论集》（北新书局，1927年），但此书的内容大部分是对在《歌谣周刊》上发表过的他人论文的编辑，他本人的论文只收进了两篇（实际上只有一篇——译者）。本书以曾被各种单行本中收入过的有关歌谣的言论为材料表现了钟敬文对歌谣的看法。
二 歌谣与古代文学
钟敬文本人对歌谣是怎样认识的呢？关于他的见解，他在诸多论文中用多种形式论述过。例如在《〈江苏歌谣集〉序》（1933年，谈薮）中认为：要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众的生活史，在那些官方的历史书里是找不到，而必须要去请教“民间的文献”。歌谣就是其中有力的一种。他指出：“有些外国学者认为民众的歌谣，是他们国民史和家族史的寄托者，也是他们的信仰的寄托者。……歌谣固然保存着远古社会历史的事实，她也有力地表现着各代（包括现代）的民众的心情和社会活动。”“从教育，尤其是民众教育的立场说，歌谣更是一件很关重要的东西。歌谣原是本格的民众的读物，她在缺少文化的民间，是悠久地广泛的担任着教化、训导的教育责任的。”
钟敬文进一步论述：对民间歌谣的研究从很早就有从文学角度进行的，但有计划地科学地采集和保存歌谣是从1889年英国的贵族和学者们设立民谣协会才开始的，日本在本世纪初开始，政府和民间都关心歌谣的搜集、刊印和研究，出版了童谣研究会的《诸国童谣大全》、文部省的《俚谣集》、藤泽卫彦的《日本歌谣丛书》、高野辰之博士的《日本歌谣史》等。在中国的民国七年（1918年）由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处开始征集歌谣。
在《中国民谣机能试论》（1937年，集下）中就民谣产生的机能依此进行了研究；第一，民谣是直接地为协助劳动而产生的；第二，它发挥着消除灾害的咒语的作用；第三，用来在新年、婚礼等仪式中祈求福祉；第四，为了用以感召神等超自然者；第五，作为传达地理、植物、风俗等知识的手段；第六，用来占卜等。此外在这篇论文中就关于柳田的论述也很值得注意：“柳田国男氏在许多地方，曾一再表示过下面一种意见：日本是最适宜于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国家。因为在西洋若干文明国家中早已销声匿迹了的旧风古俗，在日本现在还是丰富地存活着。我觉得把意见移用到中国来，是再恰当没有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民谣方面，尤其是这样。”
关于歌谣的表现方式，他在《歌谣的一种表现法》（1925年，谈薮）中引用汉代的歌谣、子夜曲等例子对双关语（一句话兼有两种意思的语言）做了探讨：“这种双关语的表现法，在歌谣中的势力颇形普遍。最大的原故，是歌谣为‘口唱的文学’，所以能适合于这种‘利用声音的关系’的表现，尤其是表现关于恋爱的文艺，如私情歌，这种婉转动人的方法，更为切用而且多用。”接着用自己采集来的山歌为例分析了这种表现手法。
在《同一起句的歌谣》（1927年，丛话）中，对最初的一句相同而后面的句子并不相同的歌谣，以《诗经》中的“扬之水”、六朝的民间歌谣与当代歌谣为例，指出把这些不能与所谓同一“母题”的歌谣混为一谈。他说有这么多例子的主要理由是，想创作一首新歌，最难的是开关部分，因此要屡屡使用既成的语句而完成自己的创作。
钟敬文在论述古典歌谣的时候和现代歌谣尤其是自己采集来的歌谣进行比较，或者在论述现代歌谣的时候放在古典歌谣的视野中去进行研究的也不少。这与同时代其他的研究者也有共同性。
《关于〈诗经〉中复叠篇章的意见》（1928年，集下）一文也是在解释古代诗歌的特色时与现代民歌为基础来论说的。例如关于《诗经》里面见到的形式之一即同样章句的重叠这一点，魏建功认为唱歌的人与诗人不同，是随口改换词句而唱出的；顾颉刚则解释说因为歌谣太短的话无味，所以要往复重叠地唱。对此，钟敬文以从自己家乡海丰采集来的畲 歌、疍歌、客家的歌中所见的重叠篇章推测《诗经》中的例子是当时民间由两个以上的人合唱而形成的。
《盲人摸象式的诗谈》（1929年，集下）中也援引现代歌谣来解释古代诗歌。对于《诗经》的王风《大车》，传统的解释是“古代思欲淫奔的女子，因怕大夫的罪责而不敢”，钟敬文则认为其实是以被抛弃的女子或对于情人有所惧怕的女性为主人公的口气而言的。作为它的证据，又引用马来人的歌谣论述说：“直到现在，中国民歌中，还保存着这种形式，就是外国许多和我们不同种不同文的民族，他们有的还唱着这种式调的歌的。”
在《绝句与词发源于民歌》（1929年，集下）中，对中国文学史上的定论提出了新的见解。一贯的说法是，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是把八行律诗分成四行而形成的，并说是从唐代开始的。对这种说法，钟敬文主张它们的源头在魏晋南北朝的民间歌谣，并举出五言与七言绝句的实例为证。这篇论文以《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为副标题，对曾毅《中国文学史》中的说法进行了批判，并集中提出了“中国的诗歌体式全部来自民间歌谣”的学术观点。
《竹枝词的研究》（1928年，丛）讨论了唐代时四川东部地区流行的“竹枝词”或被叫做“巴人调”的民歌。首先论述竹枝词是民歌的一种，它的内容是两性关系方面的，但不仅如此，它的形式是四句七言体的，跟现在的山歌很相似。接着认为唐代诗人刘禹锡模仿竹枝词进行创作是由于爱慕民歌，把其十一首作品与后代的作品进行相比，评价说风格单纯，语句自然，感情真挚。与现代歌谣的例子比较，指出刘禹锡的诗具有非常民谣化的特色。
这类就古典文学与歌谣之间的关系研究的论文，钟敬文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不多了，但到六十年代初在关于清末民间文学的论文中再次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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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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