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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少数民族服饰在非言语交往中的功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符号现象无所不在，全部人类活动可以说都是由符号的使用或运用所构成的。少数民族服饰就是由种种符号组成的符号系统。它不同于文字符号在言语交流中起着主导作用，而是在非言语交往过程中传递着各种无需言传或不便启齿的信息。服饰作为一种无声的语言，实际上具有沟通信息、谐调人际关系的作用。
首先，就其整体而言，一套民族服饰是辨识一个民族的外在符号。一个民族之所以无需言语便可与另一个民族相区别，原因就在于他们各自享有不同的服饰符号。这种不同的服饰符号一旦为人们所了解，是可以在脱离其原有的地域环境的空间和时间中发生作用的。人们在人民大会堂看到那些身着盛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一般仅凭其穿着打扮着便可断定他（她）的民族成份。除此之外，服饰作为一种符号，在原有的地域环境中当地人还可凭借同一民族中服饰上的局部或部分差异，对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作出区分。以大西南的瑶族和苗族为例。瑶族中除过山瑶、排瑶、平地瑶等以居住地域特征或以聚落方式作为区别外，还有更多的支系，如红头瑶族、花头瑶、白领瑶、白裤瑶、青裤瑶、长衫瑶、蓝靛瑶、板瑶等，直接就是以服装或装饰物不同特征来命名和加以区别的。在历史上，人们通常用“椎髻斑衣”和“卉服鸟章”来概括苗族服饰的整体特征。但出于苗族服饰种类繁多，大约有一百多种类型，因而人们常以其服饰特征作为其宗支的族徵对其加以区分，并直接称呼为红苗、白苗、黑苗、大花苗、小花苗、紫姜苗、长裙苗、短裙苗、锅圈苗、木梳苗、鸦雀苗等。这种分类虽不够准确，但在苗民的生活中却有特殊意义。另外一些民族出于分布地域广，各地地理、经济条件和生活习惯不同及受到周围其他民族不同程度的影响，虽总体上属于同一个民族文化范畴，但在服饰方面仍会产生一定的差异性。如蒙古地区的蒙古族就其服饰特征（包括质地、款式、色彩、工艺等）即可划分为布利亚特、巴尔虎、科尔沁巴林、乌珠穆沁、阿巴嘎苏尼特、土默特、察哈尔杜尔伯特、达尔罕茂明安、乌拉特、鄂尔多斯、阿拉善土尔扈特等十几大类。而甘肃、青海、新疆、云南的蒙古族服饰与内蒙古地区的差异则更大。
其次，就一个民族而言，服饰作为符号来说，又是辨识个体性别、年龄、婚否、离异等的标志。在每一个民族中，服饰作为性别的符号，男装女装有显著的标识。如在历史上，虽然苗族的男子与女子都喜穿花衣且种类繁多，但下裳，裙与裤以及苗族女子纷繁精美的发型与头饰的区别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再如傣族中男秃头，长衣长裙；女椎譬，短衣筒裙也是传统傣族男女的性别符号。股饰还有标识年龄的作用。处于不同年龄段，特别是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其服饰，尤其是女子服饰有明显的差别。如四川盐源和云南宁蒗的摩梭女子，在13岁月经初潮前穿着麻布长衫，满13岁时举行“穿裙子”礼。从此脱去长衫，换上短衣和束花色腰带的百褶长裙，以示该女子已经成年，可以谈情说爱。哈尼族的男子到15岁时，要摘掉代表少年时期佩戴的“吴厚”圆帽，改包称为“吴普”的包头布。包头布即成年男子的符号。白马藏族姑娘成年的标识，则是在腰间束一条宽边毛质的彩带，并在髋部缠数扎大铜钱串。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婚否以服饰符号加以表示也是屡见不鲜的。如云南石林地区的撒尼女子婚否的符号就反映在头饰上。头饰上带有左右两个像蝴蝶翅膀尖角的便是末出阁的姑娘；尖角被摘掉的就意味着这个女子已经“花落有主”，结婚成家。凉山上的彝族女子未婚时戴五彩线编织而成的“头盖”，而一旦结婚嫁人，便换戴一种黑色的“荷叶帽”。云南勐海县的哈尼族成人男子未婚时包色泽鲜艳的红色头巾，结婚时即改为黑色包头巾。土族妇女婚否符号不在头上，而在裤子膝部套着的“贴弯”。未婚女子的“贴弯”其色彩是红色的，而已婚女子的却是黑色或蓝色的。可见色彩的改变可以赋予同样的符号以不同的含义。
再次，服饰符号还有标识人的社会地位、阶级或阶层的功用。汉代的贾谊曾在《服疑》一文中有“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位”的精辟论述。意思是说只要观察其服饰便可知道一个人的贫富贵贱，只要看一下他服饰上的纹章图案便可了解到他的社会地位或官职几品。尤如现在我们可以透过服饰偏好，判断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一样，我们更容易通过传统少数民族服饰来确定穿着者的地位和阶级。因为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政治就对服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商周至清代，包括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一直盛行着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从服装到鞋帽，从式样、质料、纹章到颜色，从帝王后纪、达官显贵到黎民百姓，不同等级、不同地位都有严格的区别。这种区别被统治者作为礼仪制度的一部分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服饰成为历代帝王区分官阶品级、地位高下的标志，自然也就成为其“严内外，辨亲疏”的工具。以清朝为例。自努尔哈赤带领满族进入辽沈地区后，伴随着政权的巩固，他开始厘定衣冠制。正是在那时，出现了朝服与便服之分。到乾隆帝止，以满族服饰为基础，已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服饰制度。其特点是不同的服饰、纹章与官位品级相互对应。官服中的蟒袍，三品以上绣9蟒4爪，四品以下绣8蟒，七品以下为5蟒，袍的下摆绣上云水图案，以天蓝为正色。皇族前后左右四开衩，其它左右两开衩。补服则以缝在褂上不同图案的补子为标记来区分品级的大小。如一品至九品官员皆用方形补子，文官武官所绣内容不同。前者为飞禽，后者为走兽。按照一品至九品文官补子上的飞禽的顺序依次是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白鹏、白鹇、鹭鸶、鸿、鹌鹑、练鸟。武官依次是麒麟、狮子、豹、虎、熊，六、七品同为彪，八品为犀牛，九品为海马。此外，帽子上也有标识品序的“顶戴”、“花翎”。
再以解放前凉山彝族服饰为例。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阶级与血缘等级相一致。其社会成员被严格区分为“诺伙”、“曲诺”、“阿加”和“呷西”四个等级，四个等级间权力、地位和贫富差别极为悬殊。“诺伙”即黑彝，是贵族、统治者，地位最高。“曲诺”即白彝次之，“阿加”和“呷西”地位最低。这种阶级关系表现在服饰上，虽然整体服装样式风格差异不大，这反映出统一的民族性，但衣服的长短、色彩、质料、花纹，首饰等作为重要标识完全可以区分其阶级所属。尤其在黑彝、白彝之间差别泾渭分明，绝不允许混淆。黑彝妇女的衬衫长及膝部，白彝妇女则仅齐胯。越富者裙子越长、裙边越宽、皱褶越多，因此黑彝妇女裙长可没地，外不落趾，行动起来曳地扬尘；白彝妇女则裙不过膝，便于劳作。从颜色看，黑彝尚黑，以黑为尊严、尊贵，故多着黑色素衣，花纹较少；白彝的衣服则五颜六色，花俏艳丽。
（本文原载《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01期，第6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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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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