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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在中心的研究课题是《社会主义下的公共生活——革命和改良时代的成都茶馆，1950-2000》，这是我20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研究的第2卷，系统阐述社会主义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考察新政权是怎样逐步削弱以茶馆为代表的传统小商业，怎样根本地改变了中国城市的经济结构，而同时导致了人们公共生活的日益衰落。但改革开放后，茶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而且繁荣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这个研究揭示在各个时期城市社会生活改变的过程和程度，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见证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演变。
我研究室隔壁是一位年轻的助教授，研究古文献学，他在中心的课题是使用21世纪的最新科技，恢复一份12世纪希腊重要历史文献。他和他所在的国际研究小组在一本著名的手写本中发现，这个手稿实际上是在已经用过的皮纸上写的（可能动物皮比较珍贵，故写书者重复使用）。他们试图辨认那“隐藏”的文本，并取得重大突破，发现那是一份失传的十分重要的文献，《纽约时报》还为此做过报道。隔壁的另一边是一位研究艺术史的学者，她力图将那些残破的古画复原，考证那些失掉的部分原来到底是怎么样的，并通过现代技术画出复原图，可以算是艺术史的“考据学”。由于她研究的是中世纪中亚地区，经常要涉及中文文献，我是中心唯一能阅读中文者，自然随时可以提供对她的帮助。
平时大家都在自己的研究室里潜心研究、写作，偶尔也出来倒茶倒咖啡，二三人站在过道里聊聊天，或讨论学术，或议论政治。但午餐却是马拉松，这是大家聚谈的最好机会。由于是自助餐，大家端着盘子自由坐，每天都可能有不同的组合，今天和历史学家聊，明天和哲学家侃，后天随宗教学家神游……饭后则到树林里散步。在那里，我经常想到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何况都是些有成就的学者，更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感慨。由于大家来自不同领域，知识结构、思维方法、观察问题的角度，都有很大差别，因此更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启发。
从相互交流中，大家互相学习、切磋，一起“创造一个知识对话的共同体”。除了这些研究员外，还不时有著名学者的短期访问，做讲座，举办学术会议。根据不同领域和研究兴趣，住院研究员还自己组织有读书小组。由于历史学家最多，所以小组也最大。我们每周聚会一次，主要是轮流将在中心所写的论文或书的章节拿到小组讨论，听取意见。例如，我把我茶馆一书的导言和一篇关于秘密社会语言的论文拿到小组传阅，得到不少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在中心也经常谈论政治。这届研究员都是布什的批评者，从他们的政治观点看，都是民主党人。说实话，对此我并不感到吃惊，因为我早就发现在美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研究人文的学者几乎都是民主党人，至少从思想意识上看来。如我所在的系近50名教授，我没有发现一个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尽管老布什的总统图书馆就在我校，尽管我校学生大多数都是共和党人。与我同届研究员中，不少是奥巴马欣赏者。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还是党内初选，希拉里与奥巴马难分上下时，在中心的许多学者便都看好后者。
虽然中心没有图书馆，但中心与附近的北卡和杜克大学都有合作关系，每天有专门的人到这两个学校借书还书，这样，研究员们可以不出中心的门，便可得到所需资料。研究员只需要在办公室或家里，将所需要的书目在网上填表提交便可。如果这两个学校的图书馆没有所需要的书，还可以通过馆际互借。他们还针对学者不同的研究领域提供额外服务，如他们经常将最新关于中国的新闻报纸放在我信箱里。在离开中心时，图书馆还给我一份全部我的借书记录，包括每本书的详细信息，作者、书名、出版社等，对以后做征引资料目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从这个记录中，我知道这期间我共借过60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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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博览群书》2009年第12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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