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变迁吸引了不同国籍、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持续关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进入中国大陆地区开展实地研究，他们在丰富个案、深化理论、加强中外学科交流及推介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方面，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美国成立的“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汇聚了一批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优秀学者，并搭建了以会议、期刊、数据库以及课堂教学等为主要形式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学术载体，成为北美地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的中心。以“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及其会刊《中国演唱文艺》为中心，考察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国内从事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的重要学者及其作品，从交流互动的视角反思美国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能够拓展中国民俗学史，以期构建科学的中国民俗学学科。
关键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演唱文艺；表演理论
中国民俗学的肇始与民间文艺密切相关。无论是早期的北京大学歌谣运动，还是中山大学的《民间文艺》周刊，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都为中国民俗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并一直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郭沫若先生曾提出：“如果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作品。”民间文艺所包含的内容之广泛，一方面促进了民间文艺的研究与文学、民俗学、音乐学、舞蹈学、戏曲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种类相互交叉，但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民间文艺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导致了民间文艺学在学科史梳理中的缺席。
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伴随着社会变迁。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醒我们：对民间文艺学学术史的梳理不能局限于本土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域外学术动态一样值得关注，以研究对象为核心，在全球文化交流互动的视野下讨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民间文艺的研究，更有利于理解学科的发展。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学科，文化的流动性使得学科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全球性”的特征。
对于中国本土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来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段步履维艰的时期，包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俗学会等在内的多个民俗学研究团体停滞，与其相关的学术研究也暂停。但同时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一群热爱中国文化，并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影响下变迁和濒危心怀忧虑的学者，相聚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开始筹备组建学术联合会，共同探讨记录、保护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他们成果之一就是建立了“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或译为“中国口传暨表演文学研究会”)，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中国演唱文艺》期刊。本文以“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及其会刊出版物《中国演唱文艺》为考察对象，梳理学会和期刊的发展历程，分析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学者对中国民间文艺的研究，旨在总结不同时期美国学者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特征，以期构建科学的中国民俗学学科。
一、“因表演而产生不同的文学”：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
“1969年3月31日至4月1日，一个关注中国口头和表演文学的会议在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举行。对中国有所了解，且在音乐学、舞蹈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及语言学等学科有所专长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的结果之一是建立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Conference on 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简称CHINOPERL）。”
“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CHINOPERL，下称“学会”）由语言学家赵元任、汉学家Harold Shadick（1902-1994)和Cyril Birch（1925-）等一批学者于1969年建立。学会成员以美国学者为主，也包括少量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和中国学者，是美国专门研究中国文艺的重要学术团体，并以此形成了包括期刊、资料库和高校教学在内的中国演唱文艺研究及传播系统。自1969年以来，学会保持每年召开一次学会会议的传统，至2019年，学会已成立50周年。
CHINOPERL News作为早期学会发布学会动态或通告的定期出版物，第一期详细记录了第一届中国口头暨表演文学会议的情况，阐明了学会成立的宗旨和主要任务，试图将CHINOPERL区别于其他相关学会，明确了学会的研究旨趣：“聚焦于那些旨在面向读者的文学作品的视听方面，并关注这些文学形式的历史传统。简单来说，就是（关注）‘因表演而产生不同的文学’。这一定义是开放性的，而非封闭性的。与本学会相关的领域包括大众及民间诗歌、街头戏剧、故事讲述、鼓歌、戏剧表演、皮影戏、仪式吟诵、宗教仪式、古典文学朗诵及吆喝歌。”学会的研究旨趣是在参会学者们的争论和协商中形成的，讨论涉及“民间”“民俗”“口头表演”“表演”等民俗研究的关键词。回顾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对这些关键词的理解，也有助于明确学会所关注的演唱文艺的学科定位。
学会研究的主要特征是拒绝将研究局限于文本，倡导从表演的视角切入，打破原有分类标准的束缚来研究中国文艺。学会以学者们为中心，根据不同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向确定学会的主要关注点。Wayne Schlepp首先提出要摒弃“民间”（folk），采用“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以便将古典口头传统纳入研究范畴。James Crump建议将范围缩小至“只通过口头和表演传统而传达的艺术形式”。Milena Delezelova则认为需要将民俗（folklore）区别于戏剧及故事讲述等连接民间和文学传统的类型，而且有必要对这种区别进行理论上的讨论。John McCoy中和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学会应该对“民间”进行更广阔的定义。Eugene Anderson十分强调在中国语境下考察这些问题，如考虑中国已有的术语和分类标准（学者们就“经”“史”“子”“集”的分类标准进行了讨论），但Wayne Schlepp认为中国传统术语的分类标准较为随意，且不是在描述类型。学者们试图寻找一个可以完全涵盖他们兴趣类型的术语，但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Crump Schema最后以列举的方式阐释了学会的主要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口头、表演、磁带、电影、文本、编舞、乐谱和记录过去（收集、实现、重构）等。学者们的讨论还涉及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区别，并认为应当对以上定义有所限定。Wolfram Eberhard建议从基础方面区别民间的和文学的，例如将其分为匿名作者和个体作者，并在实践上进行划分；但Eugene Anderson和Milena Doleželová认为这种区分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将实践与理论相混合容易令人产生疑惑。E.Bruce Brooks建议用一个大的范畴来界定这一领域，但是在实践中将优先权放在基金的管理上，即优先研究可能会受到资助的项目。同时，学者们也认为要避免学术术语的政治倾向，将术语和分类置于本土语境中进行分析，谨慎对待受西方影响较大的分类标准和术语。最后，大家形成意见一致同意的是由赵元任提出的“应该排除独立存在于文学传统的音乐形式”。
在明确了学会的主要研究方向后，会议将学会的工作内容限定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将表演视角引入文本材料的研究，从而为古典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其次，鼓励研究过去所忽视的非古典及大众文学形式；最后，保护处于危险状况或转型中的文学形式。”
对学会主要任务的界定是明确其在整个学术组织体系中地位的一种方式。学者们也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报告了其他相关学会所从事的工作。就民间文艺中的音乐研究而言，由于与美国民族音乐学会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相近，因此学会鼓励与他们合作；而纯粹的音乐研究团体如纽约的亚洲音乐学会，更加擅长于从音乐专业视野对音乐本体进行研究，因此学会排除纯音乐的研究；印第安纳大学有中国方言及音乐的数据库，学者们也总结了中国在民间文艺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方面的相关机构和成果，可为学会借鉴。赵元任还认为，中央研究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从故事讲述者和文学吟诵者那里收集了资料，其主要研究兴趣是方言学，且其收集的很多资料已经被哈佛大学收录在缩影胶卷上；Brooks则提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京大学发生的歌谣运动及《歌谣》周刊。
与北京大学歌谣运动时期相比，CHINOPERL成立的时候，已经具有了较好的数字记录技术，因此“学会鼓励运用现代记录技术和工具进行研究。正如标题（口头和表演传统）所示，虽然两者有所冲突，但是这两种形式是因收集和保存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的。其中之一就是用磁带或磁盘记录的口头材料。这些将从歌词、剧本和乐谱上对文字文本进行补充。其他的范畴包括通过考虑动作、手势和行动将表演区别于简单的口头表述。这种资料必须用影像或磁带的方式记录下来。会议鼓励收集、重建和保护任何现代形式之前的材料。会议还决定建立本文和视听数据库，以负责编制目录、再生产、出版和发布将来在学会资助下收集的材料。”
学会成立之初，学者们兴趣广泛且研究项目十分丰富，但迫于资金的压力，学会优先考虑进行一些可获得资助的研究，调研内容则主要是已经消失或即将改变的演唱文艺类型。与此同时，学会成员在各高校提供大鼓、京剧、山歌、杂剧等相关课程，并聚焦于音乐和诗体学特征；将收集的信息和材料以简报（即CHINOPERL News）的方式发放给有兴趣的个人和组织。
学会的成立依赖于一批对中国文化饱含兴趣，且在中国语言文学及文化方面有较深见解的学者。他们在专业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包括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戏剧学和音乐学等，这与演唱文艺本身的属性相关，也受到了美国高校的学科设置的影响。美国的学科设置中至今仍没有独立的民间文艺学，虽然俄亥俄州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西肯塔基大学等一些高校有了民俗学及民族音乐研究机构，但大部分高校的中国文艺及民俗研究仍被囊括在东亚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系和人类学系等分支机构中。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通常始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因此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在汉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作为基础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在中国民俗研究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文学文本与口头交流中产生的演唱文艺中，对中国语言和文学的了解显得更加重要。演唱文艺的音乐属性和戏剧属性也吸引了民族音乐学和戏剧学专家的注意。
虽然大部分学者和上文中提及的赵元任、Harold Shadick和Cyril Birch一样早期研究领域是较为纯粹的中国语言和文学，但他们也一直将中国文艺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在讨论中不断强调“表演”对拓展古典研究的重要性，这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民俗学研究向“表演”范式的转型相关。早期的美国民俗学将视野集中于文本，以跨文化比较为主要研究方法，大多是“书斋里的民俗学者”。但随着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在“二战”后的逐渐转型，民俗学也逐渐从早期的二手资料研究向实践研究转型，表演理论就是当时民俗学应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反应，从整体上重新定义了民俗学的研究道路。
表演理论对学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的界定，即从纯文本研究转为与语境和表演相结合的综合性文艺研究，更体现在学会宗旨中，将学科转向过程中对“现实”的关注融入研究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已经融入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前所未有的社会巨变同样影响着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为根基的文化，学会成员在珍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关注了社会变迁对文化的影响，正如在会议中提到的“中国大陆的改变和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影响了这些文艺类型，学会既渴望保护这些正在消逝的文化传统也致力于记录变迁的历程。”因此，学会综合了收集、记录和研究三大主要板块，使其成为美国研究中国演唱文艺的专业学会。
二、从汉文化到少数民族文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进入中国的美国学者
学会成立初期，会员们借助CHINOPERL News发布学会动态或通告；1976年，从第6期开始更名为CHINOPERL Papers（《中文集粹》），2013年从第32期开始更名为CHINOPERL：Journal of 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中国演唱文艺》）。
CHINOPERL News从1969年开始发布第一期，除1970、1971年未发行，其余年份保持每年一次的频率，共发行5期。其主要任务是搭建学会平台，通报会议基本情况，并报告学会的主要动向，包括收集的成果、会员联系方式等。这一时期的成果较少涉及学术分析及阐释，更多的是描述或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事象。主要供稿者是曾生活于中国的华裔，他们借助身份的特殊性，有机会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并形成报告。例如卞赵如兰（Rulan Pian）对中国口头传统进行了整理，刘君若（Chun-jo Liu）以田野报告的形式介绍了1960-1970年香港和台湾的民间文艺。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与中国渊源很深的华裔学者，他们对推动中美文艺学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卞赵如兰（1922-2013），原名赵如兰，赵元任之女。幼年曾在中国、美国和法国等地居住，是一名华裔民族音乐学家和中国语言文学家，曾任职于哈佛大学、中央研究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等机构。在音乐方面的天赋和对语言的兴趣，为她将音乐与文学进行综合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她是最早将音调的抑扬顿挫、韵律和其他音乐变动融入口头传统研究的人之一，在学会的创立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卞赵如兰的一生除了进行大量的学术研究，也收集了一批珍贵的民族音乐学资料，其去世后，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举行了卞赵如兰教授纪念展。
刘君若（1922-2012），学会创始人之一，生前一直活跃于学会。曾任职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东亚语言系，将一生贡献于搭建中美教育交流的桥梁，并帮助明尼苏达大学在1979年成为美国三所与中国恢复学术联系的大学之一，主持交换项目和课程改革等项目。
CHINOPERL Papers从1976年开始发行，基本保持每年发行一期的频率，至2012年共发行27期。与早期的CHINOPERL News相比，CHINOPERL Papers已经具备了学术期刊的基本特征，内容不断多样化、体量逐渐增大，从最初的一期6篇文章到2012年将研究、书评、展评和翻译等10余篇文章以分版块的方式呈现出来。
CHINOPERL Papers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的过程。1972年中美建交，中断了近30年的中美学术交流也逐渐恢复。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大陆地区逐渐向海外研究者开放，高校之间的人才交流项目恢复并有所发展。渴望了解中国变化的学者们抓住机会，进入中国大陆地区进行研究。因此，CHINOPERL Papers第9期（1979-1980）较之前的期刊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共时性和具象化特征。之前的研究由于社会背景和资料来源的限制，主要以历史梳理和资料库整理为主。但1979年至1980年的第9期分别介绍了1979年广州粤剧、北京京剧，1980年纽约的福建布袋木偶戏以及Irmgard Johnson对梅兰芳之子的采访。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个案研究涌现，学者们的研究也逐渐从历史视角向现实视角转变，研究区域从香港和台湾地区转移至大陆地区，在地域上呈现出以广东、江苏、北京为主的特征，研究对象则包括粤剧、京剧、苏州评弹、扬州故事讲述、相声、鼓词等。
1976年至1990年，CHINOPERL Papers上较为活跃的学者有Bell Yung（荣鸿曾）、Gary Seaman（沈雅礼）、Susan Blader（白素贞）、Victor H.Mair（梅维恒）等。这些学者的专业和研究兴趣多样，呈现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的综合性特征。
Bell Yung（1941-），美籍华人，1960年赴美，在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分别获得物理学士、物理博士和音乐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是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现为匹兹堡大学音乐系荣休教授及华盛顿大学音乐系兼职教授。除了在音乐演奏和表演方面，Bell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特别是在促进中美民间文艺研究交流方面起到了较大作用。早期，他以田野笔记的形式记录了在广州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经历，并在CHINOPEREL Papers上发表了《重构失去的表演语境：记一次田野调查的经历》《与粤剧团的索罟湾之行》等文章。另外，他积极协助其他进入中国进行研究的学者，促进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的国际化。
Gary Seaman（1942-），美国南加州大学人类学专业副教授，以中国台湾为主要研究区域，对民族志电影、民族志和仪式有较多研究。1974年，Gary完成其博士论文《台湾乡村神庙研究（Temple Organiza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并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Gary对中美民间文艺研究互动的贡献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对演唱文艺文本的翻译及介绍，二是其对民族志电影的研究在中国民间文艺的记录与保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拓展了民族志影像的理论和实践。学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即将消逝的民间文化进行影视记录，因此Gary Seaman对“如何用影像技术记录民间文化”和“如何应用民间文化影像”的研究使CHINOPERL学会的保护措施更具有科学性。《从田野到课堂的民族志影片：中国民间信仰影视记录》一文于1977发表在CHINOPERL Papers第7期上。
Susan Blader（1943-），达慕斯大学东亚系副教授，研究兴趣包括苏州评弹、《三侠五义》等中国说唱艺术。Susan于1971年到达台湾进行有关古代诗词的研究，但由于相似的研究话题已被很多学者研究过，因此Susan开始从文本出发研究《三侠五义》。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Susan发现手抄本中同一故事存在多个版本，因此她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论文《〈三侠五义〉及其与〈龙图公案〉唱本之关系》，并于1977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1981年，Susan来到北京，在石清照、段宝林、汪景寿等教授指引下，Susan一方面进行说唱文学的学术研究，以调查报告的方式在CHINOPERL Papers上发表研究的最新动态；另一方面致力于翻译包括《三侠五义》在内的民间说唱，并主持中美高校师生交流活动，让中国文化远扬海外。另外，Susan还通过文字、语音和视频等方式记录了数量庞大的中国民间说唱资料，并在白澄洁等人的协助下编辑完成了《中国说唱艺术纪录》。Susan对中国口头传统的研究经历了从文本研究向表演、语境和“关注人”研究的转型，并且在研究中十分注重同一内容在口头叙事与印刷文本之间的差异和转换，关注口头传统的集体性与个人性，以及观众与表演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Victor H.Mair（1943-），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曾任职于哈佛大学，研究领域广泛，包括中国语言文学、敦煌学和中古史等，被称为“北美敦煌学第一人”。除《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等在中国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外，Victor H.Mair还在搜集整理中国民间文学方面有较大建树，与Mark Bender共编的《哥伦比亚中国大众文学作品集》体量丰富，涵盖中国民间文学的众多方面，被作为教科书使用。
在早期的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中，汉文化以及都市说唱文学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直到1990年Mark Bender发表《砍掉古枫树：中国西南地区苗族民间史诗对歌》一文，CHINOPERL Papers上才有了第一篇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研究。这是中美两国学术和社会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研究，但鉴于地理、交通和信息便捷度等原因，海外学者深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研究的进程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当时美国国内的高校教育和就业情况更鼓励教师和学生进行汉文化的研究，因为中国少数民族在人口上的稀少和地域的偏僻，使得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似乎“太过狭窄”，虽然一些学者在当时已经有机会接触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但是考虑到就业问题，他们还是选择了汉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另外，以语言文学和表演研究为专长的学者们在研究汉文化范围内的文学类型时更加便利，至少在语言交流上更占优势。
Mark Bender和David Holm这两位活跃于CHINOPERL Papers的学者，在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Mark Bender（马克·本德尔），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于1980年进入中国大陆，在华中工学院教授英文，在此期间接触了壮族山歌并对其产生了兴趣，并于1981年至1987年在广西大学任教。回到美国后，Mark继续深造，完成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其博士论文以苏州评弹为研究对象，完成并出版了《梅与竹：中国苏州弹词传统》；后来，Mark Bender在过去对壮族文化了解的基础上，继续对包括壮族、苗族和彝族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学和传统民俗进行研究，并将研究拓展至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在比较视野中加深了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在研究过程中，Mark与我国众多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壮学专家黄现璠、苗学专家今旦、彝学专家阿库乌雾等，并翻译整理了大量少数民族史诗和文学作品。Mark Bender的研究历程集中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后，北美中国文学研究从都市文学向民间文学的转变。Mark Bender在中国的研究中，也发展起了其自己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如“表演转换”“宇宙观”“民族志诗学”等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个案，对理论的修正、扩展和发展。这展示出了美国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相比于一味追求理论，更注重方法的特征。也正是因为这样，美国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才会不断焕发生机。
David Holm（贺大卫），出生于美国，曾留学英国，现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壮族研究、民间信仰研究和壮傣族语言研究等。与Mark相似的是，David早期的研究也是以汉文化为主，曾在CHINOPERL Papers上发表《秧歌与音乐调查报告》，后来将视野转向了少数民俗语言文字及文化。从1993年开始，David在广西南宁等地考察，并结识了张声震、蓝鸿恩等壮族文化专家，完成并出版了一系列与壮族民间信仰、语言文字和民间风俗相关的书籍。除此之外，现任职于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民俗学与民族音乐学系的Sue Tuohy（苏独玉）也在这一时期来到中国，并在以“花儿”为代表的中国西北民间文艺研究中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Sue将研究重点放在改革开放之后传统音乐和文化的转型及其与政治、学术、社会话语的互动，以及文学作品和学术成果与中国社会生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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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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