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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与“千年王国”
“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旨在实现他的理想的运动。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他的思想中，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大同”之梦和中国农民社会里与小生产相关联的“理想国”空想。
毛泽东用高工资、低就业的方法，初步在一个时期内解决了城市中均匀分享财富的问题，但他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方法，解决建国后的农民问题，实现天下公平与大同的尝试，却以失败而告终。全国七万多个人民公社，经营了几十年，带来的却只有贫困。“共产风”的食堂大锅饭的破产，并未使他明白，他不仅坚持人民公社的实验，还进一步确定了继续革命的目标。
“文革”确实是从对于文化的革命开始的。1966年8月公布的“十六条”，把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四旧”，视为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希望彻底改变人们的观念，道德，习俗与思想。但是，毛泽东擅长破坏一切现存世界的秩序，而不太擅长建立他头脑里构想的那个全新的世界。毛泽东设想的新世界，基本上可用他在1968年5月7日发表的“五七”指示来说明，而且，他在农村的人民公社乌托邦之中，进一步引入了新的内涵，即军事的乌托邦。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呢?
首先，这是一个没有和反对社会分工的世界。在这个社会里，军人不仅要学军事，还要学习政治，学习文化，不仅要从事农副业生产，还要办一些工厂，同时，还要参与地方的群众工作和批判资产阶级。不用说，工人以工为主，也要蒹学政治，军事与文化，并批判资产阶级;农民以农为主，也要蒹学军事，政治，文化和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以学为主，蒹学别样，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实际上不承认社会分工，更不承认分工意味着进步。
其次，这是一个学校式的社会，也许他认为，学校式的社会更有活力。在他看来，全国都应该成为一个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毛泽东要求把解放军办成一个大学校，进而希望全国都像解放军那样。在这个大学校里，人们相互学习，大家一起学习解放军，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这个大学校里，知识分子并没有多少地位和用处，因为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在其中没有多大用场。不用说，这是一个各方面包括制服与发型，都整齐划一的社会。
第三，这是一个只承认“道德人”，而不承认“生物人”的社会。雷锋、王杰、愚公、张思德、白求恩、欧阳海、刘英俊，一个又一个的英雄人物，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不可攀。有许多英雄人物，在牺牲之前，一定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或者在临死时手中还要紧握语录本。一方面树立一个又一个高大而又辉煌的榜样，要求人们学习再学习;另一方面，则通过“斗私批修”，狠挖私字“一闪念”，甚至“群众运动”等触及灵魂的方式，来进行思想革命。毛泽东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人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社会，他甚至把知识分子的知识也视为“私有财产”，从而把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他要求清除一切可能导致资产阶级法权的根源，而完全忽视了人的物质方面的需求。
第四，不用说，这是一个贫富均匀、自力更生和知足常乐的社会。毛泽东想通过土地的国有、集体所有和十分有限的“均田制”(自留地)来控制小农以及可能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显然，平均主义在中国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毛泽东不仅满足了人民的此种愿望，还把它当做十分有效的资源而充分的加以利用。回归“延安精神”，被赋予了近乎绝对的价值，非常不幸，本来十分可贵的自力更生精神，却与关门主义结合了起来，使它几乎成了盲目排外和闭关自守的近义词。此外，“忆苦思甜”不仅成为人们感恩戴德的表达方式，还成为告诫人民知足常乐、克制欲望的最有效的基本途径。在这个社会里，不仅欲望得到控制，而且不需要爱情，因为她属于“小资情调”，这一点多少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似。
为了建立这样理想的“大同”社会，毛泽东采取了寻乎异常的激进的途径和方式：让处于青春期之中的青少年，模拟青年毛泽东，大“闹”革命，向除了自己以外的一切权威挑战，捣毁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破坏一个旧世界”;让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去“牛棚”或“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兵的改造与“再教育”;让工、农、兵可以直接上大学，甚至还要他们来管理和改造大学，而且，这一切不必经过任何诸如考试之类的程序;让大、中、小学及所有教育部门，一概“开门办学”，以社会为课堂;或干脆在工厂里开办“七二一”大学;让机关干部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让城市里的医务工作者，去乡下为农民服务，进而在农村大力建设农民自己的医疗队伍即“赤脚医生”;在军队中取消军衔制，把军队建成“大学校”，并把全国建成军营，全民皆兵，工厂、农村、学校、机关、商店，一概采用“团、营、连、排、班”的建制;让军队去“三支两军”，执行管制、宣传和训练全社会的职能;让古人的(如春节)和洋人的一切“四旧”(封、资、修)统统见鬼，而代之以毛泽东思想。
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按常理很难理解的怪事，例如，象小靳庄那样，“社会唱戏，请人种地”;考试答白卷者，照样可以上大学，等等。事实表明，毛泽东的确破坏了他不喜欢的那个世界，但他并没有能够建立起他所向往的“新”世界，因为，他的理想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实际上，毛泽东未能在破除“四旧”以后，具体地提供什么是“四新”，而且，他用以破除“四旧”的方式和武器，甚至可以说也是旧的。
从文化人类学关于“土著主义运动(千年王国运动)”的分析角度出发，可以说，“文革”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土著主义运动”的明显特征。例如，不论毛泽东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愿意，他都以“先知”、“导师”、“预言者”和“大救星”的面目出现;在他身边或被他信任的人，实际上充当了类似于萨满或牧师的角色;运动以宗教狂热的方式展开;其指向虽说是与传统相决裂，但实际上仍以回归“传统”为特点之一，这个“传统”不仅是“革命”的(长征和造反)，而且，还是历史的和民俗的(“大同”和平均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好和永恒的新世界，相信这个新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普同和终极的意义(被中国的乡俗社会加以改造后的“共产主义”);绝对的排外和与外部世界的隔断及对立(反帝、反修和打倒各国反动派);等等。“文革”的确具有极端排外的性格，“洋奴”、“卖国贼”、“里通外国”的罪名，随时可以成立，与国外的任何联系，都可能是危险的。在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中，人们有明显的危机感，“备战、备荒”，就是为了应付危机的。
根据有关“土著主义运动”的理论，传统社会的破产、固有文化所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危机，外部世界的压力等，通常构成促发“土著主义运动”爆发的基本背景。回顾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数千年的社会传统面临艰难的转型;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一种外来的文化)面临进一步“中国化”的任务;西方各国对新中国的封锁，以及与苏联的反目，使中国陷入先是被孤立，然后是自我的“光荣”孤立等等，都对“文革”的发生及其走向，施加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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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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