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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思想
“文革”中曾有一种关于“世界革命中心”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经历了革命中心从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到俄国(列宁和斯大林的时代)，再到中国(毛泽东的时代)的转移。于是，中国革命就在世界革命中具备了特别的重要性。当时，人们相信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认为在帝修反的包围中，只要中国不倒，只要中国不变修，世界就有希望。林彪在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中，还将第三世界比喻为“世界的农村”，认为它包围着北美和西欧等“世界城市”，相信一场以中国革命为楷模的“全球性的人民战争”，将能够最终埋葬帝国主义。
其实，这种说法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即“中华思想”。“文革”中有一幅十分富于象征性的照片，画面是在天安门前，有许多外国人围饶着毛泽东，它的主题是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在此种理论里，世界人民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待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去拯救。所以，中国人不遗余力的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甚至自己勒紧裤带。在“文革”中，人们相信这种神话，完全忘记了中国在世界中的确切位置。
与“中华思想”相联系的，是“文革”对一切外来文化的拒绝。自19世纪后期以来，把西方或国外的一切文化通通视为妖术邪说的情形，屡屡见于一次又一次“土著”倾向的社会运动之中，如义和团运动等。这其实是一个传统，甚至在《山海经》的异民族观里，就有明确的体现;它只不过在“文革”中再次泛滥，表现的尤其典型而已。由于“中华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往往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要么，盲目自大地要“领导”世界潮流，坚信中国在世界上占据着核心地位;要么，自离于世界潮流之外，以“光荣孤立”的形式与世界相对抗。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中，这两种倾向竟然相互纠和为一体,一方面自封为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说世界革命的成败系于中国，另一方面又闭关锁国、闭目塞听，自我隔绝而独走于世界发展的大势之外。1973年的“蜗牛事件”，将美国公司赠送我方的玻璃蜗牛工艺品，视为对方侮辱我们“爬行”，进而大作文章。其实，蜗牛在美国象征着吉祥与幸福。
“中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大一统的“天下观”。这在“文革”中也有非常典型的表现，例如，来自少数民族的颂歌风行一时;经过权力的重组之后，造反派的大联合，被说成是“从大乱到大治”;全国实现“一片红”，这只是走向世界革命最后胜利的第一步;用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方式，使意识形态实现绝对的统一。
二元对立的逻辑
“文革”曾批判过所谓“二元论”，但那是就政治和业务的关系而言的。其实，政治和业务的两分法，恰好就是基于中国民间文化里的二元逻辑而成立的。类似的二元分类及其相互斗争，在“文革”中还有以下许多方面。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刘邓反革命路线，香花与毒草，红与黑，好人与坏人，造反派与保皇派，左与右，革命与反革命，公与私，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群众(外行)与专家(内行)，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红与专，多数与少数，精神与物质，人与物(天、自然、武器)，内与外，等等。这类两分法的逻辑，根源于中国民俗的思维方式，在“文革”中体现的尤其突出。
不过，二元对立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偏重，相反，它以价值偏重为基本前提。例如，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中，价值偏重为“一分为二”;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中，价值偏重为兴无灭资;在左与右的冲突中，价值偏重为宁左勿右;在公与私之间，价值偏重为大公无私、克己奉公、斗私批修;在群众与专家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人与物的矛盾里，价值偏重为人定胜天;在多数与少数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多数人(群众)的专政;在红与专的关系中，虽说又红又专，但价值偏重实际上为政治挂帅;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被认为不是个人享乐主义，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个人主义总是与封资修相关;在内与外的关系中，价值偏重为内，不仅强化内外有别，还总是把国内的问题和困难，归因于外部敌人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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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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