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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文革”中的民俗现象
  作者:周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1-06 | 点击数:15265
 

  红色的中国

  中国民间认为,红色具有热闹、喜庆、温暖、驱邪、警示等意义或功能。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以红色作为象征。这两个方面的契和,便形成了“文革”中一片红的“红海洋”现象。

  1966年,毛泽东戎装并佩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之后,“红司令”与“红卫兵”、“红小兵”之类组织之间,便有了特殊的关系。人们用红心来表达对“红太阳”毛泽东的忠诚,人手一册“红宝书”,时时高唱《东方红》。把毛泽东比喻为“红太阳”,在城市社区里就出现了“向阳院”,人们自喻为葵花,取其围绕太阳之意。在广大城乡的大街小巷,店铺门面和民居墙壁之上,到处都涂或绘有毛泽东与红太阳相组合的图案,以及红底黄字的语录牌和语录匾,还有各种各样红色的标语与口号。

  盛大的集会或游行,总是由红旗、红花、红色的绸带与彩车组成。样板戏中有《红色娘子军》与《红灯记》。每年的一月,被叫做“开门红”,五月因为有“五一”、“五四”和“五七”等日子,故被叫做“红五月”。人际关系中,要求“一帮一,一对红”。除了“全家红”以外,还有“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外)。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东方红广场”。至于地名和人名,也一时“红”的发热,以致于后来因为地名重复而无法投递信件,人名重复也引起了很多麻烦,到“文革”结束后,有许多人不得不改名。

  与“红”相对的,当然是“黑”。人们被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拥有“红色”血统的人们(根正苗红),被视为可靠、革命,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文革”中曾广泛流传的一句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一句有名的民间谣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出身不红的人,曾对此种血统论表示过怀疑,但随着遇罗克《出身论》的冤狱,人们竟然也就接受了血统论。这只能说明“一人有罪,株连九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在中国民间有十分广泛的基础。血统论如此强大,以致于许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极力与自己的家庭出身划清界限,他们虽然加入不了红卫兵之类的红色组织,但通过组成“红外围”,以便与“红”建立起一点联系。血统论不仅为多数人提供了安全感,还为迫害那些出身不好的“少数人”提供了依据。于是,查祖宗三代,挖“狗崽子”们的祖坟和株连,就成了人们见怪不怪的寻常之事。我们知道,在中国民俗里,祖坟有阴佑后代的功能,挖祖坟和揭露某人的祖先,可将对手置于非常尴尬和不利的处境之中。

  此外,让“牛鬼蛇神”戴高帽,剃阴阳头,挂黑牌,游街示众,也是很中国传统式的侮辱对方人格的方法。因为,示众意味着彻底摧毁对手的“面子”。与“早请示,晚汇报”不同,有“罪”者对毛泽东行的仪式叫做“请罪”,“请罪”通常要跪在毛泽东的画像面前。

  语文巫术

  “文革”中的语文巫术,也是一类十分典型的民俗现象。

  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老三篇”、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雄文四卷,都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乃至“圣旨”。语录本,成了每个人的必备之物;语录牌和语录塔,成了一切可能的地方和场所必要的装饰。每天的报纸,都在显要的位置上,刊登毛主席的语录或最高指示;每一篇文章,都必须引用毛泽东的话,为了表示庄重,语录还要用特别的字体来表示。人们认为,只要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就会有说服力,就感到安全。“四大”中的大辩论,实际上就是相互打“语录仗”,人们分别以不同的语录为依据,相互攻击和辩驳。“向阳院”的外部特征,就是必须要有抄着毛主席语录的黑板报或墙报。从1966年至1968年,全国共出版《毛主席语录》约七亿四千多万册。人们一事当前,必诵语录警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先获取伟大的“精神食粮”和“精神武器”。凡有群众集会,必齐挥语录本,高呼口号,或翻开语录本,集体选念其中某些段落。

  每逢毛泽东有最高和最新指示发表,则举国若狂,人们敲打锣鼓、载歌载舞,通宵达旦地欢呼。通常,传达最高指示是不能过夜的。报纸上曾登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某社员家中失火,他不去抢救房屋和家里的财物,而首先拿起红宝书往外冲。报纸的评论说,贫下中农觉悟高,《毛主席语录》是贫下中农的命根子。这使我们联想到,在老百姓中存在的“敬惜字纸”之类的善良风俗。

  在一切仪式上或各种场合,“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问题是人们真的相信这些词汇所具有的含义。“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每天上班前,第一件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卡和传单、学习班、讲用会、经验交流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及“活学活用”,语文巫术在礼仪化和形式化的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越来越注重“说”和“写”,而不是“做”。语文巫术也越来越影响乃至控制了人们理性思维和行为的能力。标语和口号泛滥成灾。地名和人名中的“卫东路”、“向阳大院”、“红卫巷”、“朝阳大街”、“东方红广场”、“忠廷兵”、“左红兵”、“李反修”、“赵文革”之类,也不外乎是语文巫术的一种表现形态。与语文巫术相联系的,还有语文的禁忌。文字狱、讳名、数不尽的“反标”事件,在“敌人”的名字上打以红色的叉,或把他们的名字写的颠倒起来,“炮打”、“油炸”、“火烧”的诅咒,利用谐音漫骂,等等,无一不是语文黑巫术的表现形态。

  西红柿,因为犯忌而被改成了“东红柿”。无独有偶,南京铁路建筑段一位姓肖的工人,因在一座土窑的西侧工作,苦于东风刮来窑烟,无意中说了一句要是刮西风就好了的话,不想被指责为与毛泽东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相对抗,从而被处以管制三年的惩罚。

  当然,“文革”中的巫术行为,远不止语文方面。受毛泽东接见,与他握过手的人,为了那份殊荣,会长时间内不洗手,这明显的是基于感染巫术;红卫兵的大串联,其实就是对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模拟,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巫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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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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