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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段十分重要而又特别的时期。简单说来，“文革”的发生，是“文革”前若干年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某些因素逐渐累积的结果;同时，“文革”的遗产，至今仍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影响的存在。这便是研究“文革”的意义所在[1]。
已有的关于“文革”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是历史学的，一是政治学的。历史学主要以揭示当时的历史真相为目标，政治学则主要以权力的观点为特征。但是，新的例如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或许也是必要的。因为，不能说“文革”十年，中国人的民俗生活完全中断了，“文革”形成了那个时代的风尚，例如，女性择偶以工人和军人为理想等;而且，那个时代也有自己的文化创造，例如，“革命谣谚”，知青歌曲和各种讽喻作品等。十年间的民俗文化固然遭受了很大的破坏，但人们用以破坏基层民俗文化的工具与武器，仍是民俗层面的“文化”。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把“文革”只理解为决策层权力斗争的政治学观点，常常有可能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文革”历时十年，十亿多中国人民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这场运动从一切方面看来,都是“中国式”的，也是“民俗式”的。因此，转换一个民俗学的角度，或许有助于我们接近构成“文革”土壤的中国民间社会与反映于民俗文化之中的中国国民性。
偶像崇拜
通常，“文革”可被理解为现代中国的一场“造神”运动。在“文革”中，人们确实是把毛泽东视为神的，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是神圣的和绝对不可怀疑的。不仅如此，对于毛泽东的信仰，还具备了偶像与一神崇拜的属性。
毛泽东的巨型塑像，遍及中国各个大、中、小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在几乎所有的机关礼堂或会议室里，无一例外的布置着毛泽东的全身或半身塑像，他慈祥并庄严地与人们一起，参与人们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活动，在各种礼仪中接受人们的顶膜礼拜。与运动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动员，一直深入到每个家庭，触及到每一个人，因此，小型的毛泽东全身或半身塑像，也就被请进了每个家庭，在堂屋或民居的神圣空间里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过去，那些位置是为祖宗的牌位或其它各种神明所占据的;通常的情形是将塑像放在“雄文四卷”之上。以家庭、会议室或礼堂里的毛泽东塑像为核心，分别形成了各自的礼仪空间，人们在这里进行各种礼拜和表敬仪式，如高唱颂歌和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尤其极端的是每人胸前都佩带有毛泽东的像章，各种质料和各种型制的毛泽东像章，据说有几千种之多，从大如老碗者到小如豆粒者。据说，由于制造毛泽东像章，消耗了过多的铝，以致于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制造飞机。有些人甚至还把毛泽东像章，直接别在自己的肉体上。
“忠字舞”是当时流行的集体向毛泽东表忠的一种群众舞蹈。人们佩带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围绕成象征红心的圆圈，然后，一起边歌边舞，做出许多与歌词内容相应的动作。据说，在沈阳火车站，曾有过不会跳“忠字舞”者，不得上火车的事。
毛泽东的画像与照片，日复一日的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即使是在十分偏远的农村和山区，农户和山民家的墙壁上，也喷漆涂有毛泽东的像。一方面是绝对的崇拜，另一方面则是绝对的禁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若有毁坏或污损毛泽东像的行为或事情，当事人就可能被视为“现行反革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故居，他生活过的一切地方，都被当成了“圣地”;他的一切阅历都成了“圣迹”;他的著作成了圣经;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不容怀疑的“圣旨”。人们不厌其烦的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毛泽东表达“三忠于四无限”的决心，除1967年至1968年盛行一时的以“最，最，最”为特点的“致敬电”现象之外，最典型的还有“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晚汇报”，是指人们在每天开工、上班、就寝，甚至饭前，集体或个人肃立在毛泽东的画像或塑像之前，仰望他慈祥的面容，手握“红宝书”并贴至胸前，向毛泽东表达忠心和敬意，祝愿毛泽东“万寿无疆”的宗教仪式。人们在“早请示”之后，才能各就各位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与生活;在“晚汇报”，向毛主席报告了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之后，才能安然就寝。
这一切当然伴随着权力的集中过程，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神秘化必然与极权化相联系。不仅如此，信仰的高度集中，还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极端统一化，而这是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为前提的。破除对各种“牛鬼蛇神”的迷信，才能将信仰集中并统一于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从多神到一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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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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