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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教授提出“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理念，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我国许多民俗学家长期以来所思考和在他们的学术实践中不断接近于形成的观点。举例来说，陶立 教授的《民俗学概论》[6]，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这样的构想，在其“概论”中，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这也使得他的著作在若干概论性的民俗学著作中独具特色。在中国民俗学会的大约1500名会员中，约有近400名左右的少数民族会员，约占会员总数的26.6%，分属39个民族成分[7]，这个比例在一些多民族的省区，实际还要更高。这些少数民族会员，尤其对当地各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很有研究，也出版了大量的有关著述，应该说，它们都是中国民俗学成果中值得我们重视的组成部分。我想，这些同志们对于“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学术理念是深有同感，也是很能认同的。其实，这个涉及中国民俗学之总体性格的问题，多少也是国外同行所关心的。1992年11月，我在日本爱知大学访问时，该大学的“三河民俗谈话会”请我介绍中国民俗学，主人出的题目是“复合文化国家中国的民俗学现状及其今后的课题”。所谓“复合文化国家”实际就是多民族国家的意思。学术报告结束后，听众们还围绕多民族国家之民俗学的问题，提了许多问题。大概这与日本民俗学之同时作为“一国民族学”[8]的属性很不相同，所以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总之，与他国相比，我们国家民俗学的这些特征的确很值得我们自己三思。
第三，认识到中国民俗学的此种性格，就能增强我们发展民俗学学科建设，推进和提升民俗学研究之专业水平的自觉意识。例如，我们有很多“族别”的民俗文化研究成果，可称之为族别的民俗学，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每个民族或族群都形成了各自的民俗生活和民俗文化特点，以此为基础而成就的民俗学研究，固然是重要的学术积累，但这样是否就足够了呢?也许我们应该意识到，民俗文化的各种事实和现象，常常是不为族别边际所限制的，更何况民族或族群的边际向来存在着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我们经常必须面对多民族的地域社会里人们所共享的民俗文化的问题，必须经常处理民俗文化的族际交流和跨地域、跨族群的流布、影响及传承的问题，必须处理不同民族的民俗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甚至有时也必须对在特定地域内把民俗文化按照族别进行划分的做法表示质疑。因为你很难只把竹楼与傣族相联系，或把风雨桥只与侗族相联系。当我们面临超越族际的民俗文化事实与现象时，一旦我们有了“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学术理念，这些问题就不再是困扰，而可能成为一种建构独具特色的民俗学的重要的文化资源。
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中国各个地域的地方民俗文化的特点突出，差异颇大。如果把地域与民族或族群的视角联系起看，问题就更复杂了。有时候，地域间的民俗文化差异，可能远远超过不同族群间的文化差异。因此，对中国民俗学而言，地域和族群的视角都是不可偏废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讨论社会人类学博士点的建设时，特别设置了“地域和族群研究”的专业方向，多少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尤为重要的是，除了地域和族群视角的研究，我们还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观念，面对如此丰富的研究对象和民俗文化资源，局部、族别和地方性的经验研究应该有更为厚实的积累，但同时，我们还得有整体性的观点，因为中国各民族共享的社会和历史统一性进程以及共同创造的民俗文化财富，使得我们有可能发展出建立在地域和族群文化之多样性基础上的“一国民俗学”。
此外，“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学术理念，还将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民俗学和其他相邻学科在中国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否合乎“学理”或学科分类的各种原则，过去在中国的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与民俗学之间，除知识传统的谱系、人事脉络及所由依据的不同缘起有所不同之外，它们彼此间似乎也多少形成了一些分工。现在，新的学术理念促使这些兄弟学科相互间更加靠近了，包括民俗学自身调整学科分类位置的动向在内，彼此都向对方学科的传统领域发生着渗透[9]，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我们向兄弟学科学习，扩大民俗学研究视野，扩大民俗学对中国社会及文化问题之解释力度的一个难得的重要契机。
最后，由新的民俗学学术理念与命题出发，引发我们认真思考中国民俗学的个性特质时，我们还可能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发现。例如，在中国，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的民俗学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固然也存在受到海外学术思潮之影响的背景，但总体来说，与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相比，中国民俗学的“舶来”属性则要少得多。在中国民俗学里，人们较少讨论诸如“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问题，似乎也与此相关。从早期参与中国民俗学创建活动的一些著名学者来看，他们或是国学(文、史、哲)方面的大师，或由其他专业转来，一开始就非同凡响，起点很高，其成就开始时就具备了中国风格，例如钟敬文教授颇为赞赏的顾颉刚先生对“孟姜女”传说故事的研究成果等。而且，整个民俗学的发生又与北京大学乃至全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密切相关联。所有这些，后来便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民俗学的特色乃至知识传统，其人文的色彩浓于社会科学的色彩，其本土学术的比重大于外来学术的影响。钟敬文教授在论述理想中的“中国民俗学学派”时，特别看重本土的文化资源，包括中国一部数千年的民俗史和民俗学史在内，认为它们在中国学派民俗学的建构上当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中国的民俗学，从来都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眼睛、心灵、情感、人生经历和学理知识来创造的学问，是中国人自己在描述自己的民俗志”[10]，这样的总结，的确是道出了中国民俗学的根本。
当前在国际学术交流空前频繁，新一轮的外部知识陆续涌入的情形下，中国民俗学如何既保持开放，又保持自信，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清醒地反思中国民俗学的基本属性和传统，意识到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困难，坚持我们建立在丰厚的本土文化资源基础上的学科品性，同时，积极汲取和借鉴国际社会科学与文化科学的最新理论和方法论成果，并以在中国各民族社会与文化中的经验性实证研究予以检验，重视中国材料的的世界意义[11]，甚或直接从中国本土的地域和族群的田野研究中直接生成中国理论，进而参与国际性的学术讨论，这才是我们发展当代中国民俗学的特性个性，不断提升民俗学研究之专业水准所必须努力的方向和应该持有的态度。
1999年7月11日写于北京大学燕北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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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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