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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柳田国男的《传说论》被视为传说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然而，相对于当下学科论述中对于柳田国男传说定义的孤立引介，其以《传说论》为代表的传说研究实则内在于柳田国男关于民俗研究的整体设想之中。结合柳田国男关于“民间传承”与“民俗三分类”的论述，不论是对传说的体裁特征辨析，还是对传说与历史关系的讨论，抑或是“纪念物”“传说圈”等概念工具的提出，柳田国男的传说研究始终以“信仰传承”为旨归，服务于“一国民俗学”的文化建构，并因此与当代的传说研究存在诸多裂隙。正是在这一学术史的视野中，我们得以在同情之理解的基础上将柳田国男的观察与论述作为传说研究的经典与路标，为当下关于传说的讨论开掘更多的学术可能。
关键词：民间传说；柳田国男；《传说论》；信仰；传说圈
柳田国男在展开有关传说的数次民俗学演讲（昭和十三年，1938）之前，就已经通过《民间传承论》（1934）与《乡土生活研究法》（1935）这两本书完成了他在民俗研究方法论上的体系化过程。基于“为了真正的学问而奋起”，建成“国民的学问”的志向，他在《民间传承论》中提出了作为其民俗研究整体框架的“民俗三分类”，即“眼的采集（生活外形／行为传承）”“耳的采集（生活解说／口头传承）”与“心的采集（生活意识／信仰传承）”。一般看来，民俗资料的分类乃是一种收集、整理资料的技术性问题。然而，在柳田国男的民俗研究中，这一套分类体系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理论基础，明确了各个门类在民俗研究整体格局中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而柳田国男在日本民俗学讲座上对于民间传说的一系列讨论，同样是内在于这一整体研究设想而存在，并从这种整体观出发赋予其意义的。
这一系列以传说为主题的演讲后来整理为《传说论》出版，至今仍被公认为传说研究的经典之作。在《传说论》的第一章“传说的定义”中，柳田国男开宗明义重申了他对于“民间传承”的分类体系，并把他所讨论的“传说”（伝説，でんせつ）置于“民俗三分类”的第二类与第三类，即“口头传承”与“信仰传承”之间，“使之起到桥梁、沟通的作用，以利研究工作”。柳田国男对传说的这种定位相当独特，尤其是他特意将“传说”与歌谣、谚语以及民间故事等民间口头传承的其他文类区别开来，赋予其“第三类民俗”，也就是“信仰”的属性，由此体现出他对“传说”的特殊认识。
虽然在《传说论》当中，柳田国男并未对作为“心的采集”的“生活意识”详细展开说明，但在《民间传承论》等相关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柳田国男所提出的“民俗三分类”背后的考虑。他强调，“眼的采集（生活外形／行为传承）”“耳的采集（生活解说／口头传承）”与“心的采集（生活意识／信仰传承）”并非平行罗列，而是在文化意义上存在着层次分别。其中，“以信仰为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意识、精神生活构成社会变化的重要因子”，并从背后约束和作用于行为传承与口头传承。因此，“第三类才是我们做学问的目的，……第一类和第二类是达到第三类所要经历的中间阶段。”也就是说，精神层面“以信仰为中心”的生活意识作为人们思考、行动的基础，规定了行为传承、口头传承的形态与变迁，因此，不论讨论的对象具体为何，柳田国男民俗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要落实在对于信仰传承的思考上。
一、以“信仰”之名：传说的文类特征
在对传说这种双重属性的定位基础上，柳田国男所总结的传说的几大特质亦是水到渠成，尤其是他在探讨传说与故事的区别时，提出了许多有关传说文类特征的关键见解，这些也正是柳田国男《传说论》在当代民间文学研究中最常被征引的学术贡献。
首先，基于传说作为“口头传承”的这一定位，柳田国男在《传说论》第二章“传说的形成”与第三章“传说的特点”中着重强调了传说在历史中所具有的“变迁性”：“传说却长期停留在人们的口头传授上，不可避免地慢慢起着变化。……仔细地观察时，从这当中可以窥见时间的进展给予人类社会巨大变革的某些痕迹。”（第9页）由此可见，历史变迁乃是柳田国男观察传说的出发点，而这一历史的眼光正构成全书对传说展开思考的基本脉络。
其次，传说与故事、谣谚等其他“口头传承”的文类不同，它同时也具有“信仰传承”的属性，因此，传说与故事（昔话，むかしばなし）等文类在“信仰”的意义上构成本质区别。柳田国男指出，“传说有人信。故事则不然。”（第26页）这就把对于“传说”的文类界定拉回到作为叙事主体的“人群”上来。一方面，故事的讲述者总是“将个人置之度外”，而传说则与此相反，如果听话人对讲述的内容表示怀疑，反而会把讲述人惹恼。当代传说研究对于民间传说在实际生活中的话语属性的强调，与这一点有着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在共时维度的人群区隔之外，柳田国男更强调从历时维度观察传说“可信度”的失落，他指出，同样一则传说在不同讲述主体的口中可能有着不同的意义，“同一家人，老少两代，态度就常常不一样，”（第26页）对于祖先而言的“传说”，在后代的讲述中可能就变成了“故事”。不过，柳田国男虽然注意到讲述主体对于“传说”这一文类的意义，但与此同时，恰恰由于传说的文类特征建立在“信仰”这一抽象概念的基础上，柳田国男对于“主体”的界定乃是从宏观的历史、地理维度展开的。
具体而言，柳田国男对传说的文类特征提出了著名的“纪念物”概念。他认为，“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第26页）站在当代民间文学研究的立场上，这一点不难理解。倘若一则口头作品在一个限制性的时空中被视为“传说”，则必须有具体可感的“实物”依据，能够唤起人们对于地方、历史、宗教等共同体的实际感知，与更大的人群联系起来，滋生一种对其所属文化传统的认同感。当代学界往往以解释性、地方性、信实性来归纳传说的文类特征，其缘由亦与传说关联于“实物”的这种信实感有关。需要注意的是，柳田国男此处的论述同样是基于他对于“信仰”的特定认识而展开的，因此他所说的“纪念物”，“无论是楼台庙宇，寺社庵观，也无论是陵丘墓塚，宅门户院，总有个灵光的圣址、信仰的靶的，……眼前的实物唤起了人们的记忆，而记忆又联系着古代信仰。”（第26—27页）也就是说，柳田国男所说的“纪念物”本质上是“信仰的中心点”，而他全书举例中的传说“纪念物”也无一不是承载着一定神圣性的信仰的“圣址”。出于这种理解，柳田国男所提出的“纪念物”的概念在他的论述里比较偏重在历史人事的范畴，而难以覆盖到解释性的物产、动植物等其他类型，相对于当下学界所讨论的民间传说而言有所窄化。
最后，传说的第三个特点是“叙述不受形式限制的自由性、可变性”（第27页）。这一点同样是从柳田国男在界定传说时所根源的“信仰”属性生发而来。由于传说的口头传承先在地要求听者的心理状态是“知而信”，在信仰的基础上，同一个“传说圈”的人或多或少地共享着同一套地方性知识，因此，讲述人可以依据讲述的具体语境，略去对话双方共同的本土知识背景，如此一来，一则传说既可以是简单直接的一句陈述，也可以作为构件，组合在一个更为复杂的传说之中。
在关于“托宣”唱词的讨论中，柳田国男再次涉及这一问题，他认为，由于信仰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剥落，原本作为“传说”而成立的“托宣”在长时段、跨地域的传播中不断程式化，成为一种“不顾时间、地点的真实而单纯追求寻欢作乐者的玩赏品”（第127页），这样就离开了原本作为“信仰传承”的“传说”，逐渐向单一维度的“口头传承”靠拢，最终变成有着固定程式的“故事”展演。柳田国男的这种认识对于我们今天的传说研究来说无疑是有着启示意义的。与其他许多口传形式不同，传说很多时候并不具备纯粹的表演性，而是与地方人群、信仰语境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在传说研究中，故事形态、史诗演唱的诸多研究范式往往难以发挥其效力。与此同时，对于地方人群来说，传说的意义恰恰在于其基于“人群的信仰”所联结的社会、文化功能。因此，关于民间传说的研究还需另辟他径，从地方社会与人群信仰的角度开掘其讨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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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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