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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人类学的魅力正在于此。为什么我们要企求获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呢？如果我们相信“每一滴露珠都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芒”，我们的工作就是研究“露珠”的，这不是很好吗？
人类学原本以对“异文化”了解为己任的学科，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家成为事实上的“边缘人”。中国古代的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长期浸淫于一个习以为常的母体文化中，并不容易确认“我是谁？”只有建立两个民族、族群以上的文化参照系统，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才有机会更为全面和深入。历史学侧重于建构文化的历时性参照，人类学则偏向于不同族群文化的共时性关怀。
要说国内人类学家对我的影响，主要有费孝通和王铭铭。费孝通是我们的长辈，我除了在讲习班上听过他几次课外，并无荣幸成为他的弟子。但费孝通早年对瑶族的研究，稍后的功能学说的本土化和中国气派（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他的献身精神、他的文化乡土论都对我有着学术上的引导作用。王铭铭是我的朋友，要牵强附会的“拉关系”的话，我现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他是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高足。我在厦门大学呆了六年，他在厦门大学学了六年。可是我这种“拉虎皮作大旗”的伎俩立马被人戳穿，年代整个对不上号！不过，咱俩关系挺“铁”倒是事实。但是我自信还不至于庸俗到因为关系好就无学术主见地被“影响”的地步。王铭铭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他的“人类学中国研究”的著述系列。由于他本人罕有的学术背景及他的悟性、勤奋，致使他的学术思想、对西方人类学的介绍、对闽南文化圈的长期调查体验达到统一。他的著述我爱读并多生同感、受益良多。如果要说这也是影响的话，那就是了。
要说对我起过影响的人类学著作，倒是很难详言。主要原因是自己的性格过于放任，学术上多有“迁徙”，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兴趣，书读得就杂。不少好心的学友劝我：“你这样放任当不了专家”。我满脸堆笑地回了：“我是‘学术浪子’，做不了专家就做学者。做专家意味着成名成家，做学者表明永远在‘学’，永远的学生。”于是相当“阿Q”地轻松释然。当然，硬是要举一些影响我的著作有：Frazer的《金枝》、Mauss的《礼物》、Benedict的《文化模式》、Strauss的《野性的思维》、Geerzy的《文化的解释》、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等等。
徐：你从事人类学研究以来的主要学术成果？有什么创新？最近的研究方向？
彭：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学术兴趣和田野经验，我的人类学成果也主要集中于中国西南和东南。主编了“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的著作（含合著）计有：《东西方文化解析》（贵州教育）、《神灵文化与高原民俗》（贵州人民）、《西南舅权论》（云南教育）、《文化特例》（贵州人民）、《南方民族音乐文化》（广西人民）、《渔村叙事》（浙江人民）、《山族》（即出）等。此外尚有神话研究、瑶族研究、民族音乐研究、文学人类学研究、海外华人的族群认同与家族企业等系列论文。我偏向于把人类学作为一种视野，一种方法，将它尽可能地融合到研究对象中去。我偏爱做“Boas式”、“李亦园式”的人类学者，把开放的、整合的人类学学科和理念无拘束地潜移到研究中去，在这方面我非常敬佩李亦园先生，他的研究广泛而且深入，无论他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哲学的、伦理的、宗教的、法律的、文学的、戏剧的、企业的、管理的、医疗的、饮食的……他应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能力都堪为大师。毕竟人类生活丰富而多彩，毕竟人类的文化复杂又多变。一言而蔽之，只要是人类的行为就都具有人类学性；只要你用人类学的眼光和方法去看待、去研究就可以是人类学研究。因此，我的研究谈不上什么创新，充其量不过跟着先辈的步伐努力而已。当然，这不妨碍在一些具体研究上属于自己知识结构、思维习惯、民族志写法上的一些特点。
随着工作的调动，我从西南迁到了东南，我的人生又经历了一次迁徙，它使我的研究也相应地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我将学术注意力集中到海外华人群的亲缘／地缘的互动关系上，着意了解华人的文化认同、家族企业与祖国、所在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变迁状况。与此同时，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学友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在乐黛云、李亦园等前辈的指导下，尝试着在两个学科之间进行“科际整合”。我主持的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于1997年底在厦门召开。由叶舒宪教授主编文学人类学专集“文化与文本”也于1998年10月出版。
徐：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学在中国已经崛起，你以为如何？你对人类学在中国的现状如何评价？
彭：“崛起”是一个相当含糊的语用，且带有口号的意味。我以为，如果勉强要用“崛起”这个词并作大致的考量的话，它应该包括这样三个层次的意义：1．人类学科力量的充分壮大。其强大的指标至少有：从事人类学教学（教师和学生）、科研（研究人员）的数量足够多。同时，其科研成果（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性项目）的质量和水平达到一个相应的高度。2．人类学得到官方，或者说体制性重视。具体而言，政府和决策部门对这一学科的必要性和务实性认识充分，并加以扶持。3．民众的普遍认识或者是一般认可，至少有很多人知道（最低限度要听过）人类学。人类学自80年代在中国重新恢复以来，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然而，窃以为，它还只是局限在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准确地说，是人类学作为一个“新学科”强烈地需要得到认可、期待发展的一种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主观”性看法。它与80年代以后那些林林总总的“热”（方法论热、神话热、文化热等）并无实质性差别。甚至尚不足于达到那种“热度”。就现在国内的人类学状况来看，无论是人类学机构的数量（大学及科研系所）、从事教学和科研人员的数量还是所取得成果的数量与质量都远不足与泱泱大国相符。虽然有些省区在明显增长，如广西民族学院；有些地方则在萎缩，如厦门大学。至于官方民众，则对人类学还保持着“白板”状态。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本人对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持乐观态度，我个人也能够做到对自己所钟爱的学科的毕生忠诚。我同时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巨大潜质的学科，它的开放性、整合性、战略性、应用性价值非其他学科所能替代，不应该过高地夸饰它。任何学科，就其自身的发展而言都与其学术传统分不开。中国人类学经过几十年的断裂，所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要恢复它、弥补它需要耗费巨大的力气。同时，也需要时间。因此，我们更需要团结起来，努力工作，尽快拿出更多、更好的成果，让人家去评价。如果有这么一天，当我们的世界同行们说：“中国的人类学已经崛起”，那倒是我更乐意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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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徐杰舜的个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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