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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你后来对贫困问题的人类学研究也与这些田野考察有关吗?
潘：应该说有关吧，但没有直接的联系。我对贫困问题的真正重视和关注，应该是1995年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我参加过所里的一些集体课题，如《侗族文化研究》、《民族地区现代化与社会变》，包括《镇远县情》研究，等等，参与这些课题对我来说完全是被动的，但也有好处，那就是使我始终关注着学术，因为那几年我十分迷恋文学创作，我写了不少小说，也曾在《上海文学》、《民族文学》、《青年文学》、《山花》、《花溪》等刊发表过作品，我自己感觉再努力一点就可以赶上苏童和叶兆言了，1993年我还加入了中国作协， 1994年获得庄重文文学奖，这都给我很大的鼓舞。但是，1995年我获得了一个独立完成课题的机会，那就是到贵阳郊区的一个苗族乡作田野考察，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次重大的学术转折。你要知道，我对在此之前参加的集体课题，已经深恶痛绝，就是说，你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所有的思路已事先被框定，你的工作只能是奉命填字，你不用思考，也无从思考，自然不会有自己独到的学术思想，我已厌倦了这样的课题研究。因此，当我独自接受《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的课题时，我内心充满了巨大的喜悦，同时深深意识到这课题于我将具有重要意义。
徐：关于你与高坡研究的学术缘分，你已在大著《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的前言中叙述得十分详尽了，我现在想提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把这一课题的学术目标确定为“贫困研究”?这一目标是一开始就确定的吗?
潘：不，我开始接受这课题时，仅仅是由于媒体的频繁报道，比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高坡的频频走访，或者国内外知名学者对高坡怀有的浓厚兴趣等消息，那时是经常在省内报刊和电台电视台上出现，我是在这种背景下想到要关注高坡的。但我那时对高坡所知甚少，所以刚开始时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去高坡干什么，从何处开始观察，又如何做高坡的学术研究。但是，第一次亲临高坡，我便被高坡贫困的现实震惊了——高坡，这个距贵阳市仅48公里的苗族乡，生活状况与贵阳市简直有天壤之别，一边是高度繁荣的现代都市，一边则是极端贫困的原始乡村。一个问题立即在我的脑海中产生，并从此挥之不去，那就是，苗族为什么穷?苗族社区的生活为何与现代化如此格格不入?人类学在此问题上有何作为?我循着这些问题的思路一步步往里追问，同时以人类学的方式进入和观察这个叫高坡的苗族社区，最后我得出了结论：在《百年高坡》这本书的最末一页，我说，高坡是地域形成的高坡，高坡是民族形成的高坡，高坡是历史形成的高坡，这就是说，高坡贫困的现实来源于地理、民族、历史的综合因素和作用。当然了，我这样讲你也许觉得还是抽象，但你去看我的书，你就会很清楚，因为我在这本书里向读者展示了太多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是那些脚步匆匆的政府官员和游客们所了解不到的，因此你也可以说我在这本书里同时也向读者展示了人类学方法的魅力。
徐：从此你就瞄上了“贫困”这个题目，一直做下去，后来在《扶贫手记》里，你提出了“相对贫困论”，是吗?
潘：是这样。这之后我反复考察苗乡侗寨，我发现在西南乃至在整个中国西部，贫困从来不是固有的，事实上在历史上，西部各民族都曾经有过繁荣的过去，有些地方的繁荣局面几乎持续到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后来相继衰落，沦落贫困境地。什么原因呢?政策的原因。比如贵州黔东南地区的大多数县份，过去都以盛产优质木材闻名于世，这些木材大多产自原始森林，连修毛主席纪念堂的一些木料，也是从这些地方砍伐去的，过去很多县份的财政收入差不多80%来源于林业，但这些森林是不可再生的，砍一片少一片，到20世纪末，砍光了。没有了森林的支持，你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处境将会是什么。事实上，原始森林不仅支持着地方财政，也支持着地方的生态，生态的迅速恶化最终导致了赤贫现象的普遍发生，并从此陷入经济的恶性循环，万劫不复。而你想想，在生态没有恶化之前，当地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我可以告诉你，相当富有，退一步讲，即使谈不上富裕，也是足可自给自足的。《扶贫手记》里提出的“相对贫困论”，实际上就源于我对上述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和观察。我发现，今天我们对社会财富的衡量通常使用GDP作为标准的指数，但这指标是否合理，则很少有人反思，你比如用GDP指标来衡量贵州黔东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那数值就很低，因为这里几乎没有工业，甚至没有现代农业，有些地方差不多还停滞在狩猎经济和采集经济时代——如果我们依然把社会看成单线进化发展的话。总之吧，用GDP来衡量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可说是极端落后的，但是，每一个来过黔东南的人都会由衷赞叹，黔东南太美了，太漂亮了，太适合人类居住了，为什么?因为这里的山水秀丽，空气清新，这儿没有噪音，没有污染，甚至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社会丑恶现象——贵州从江县的小黄和占里村就连续五十年没有发生社会治安案件……你不得不说，这儿简直就是人们想像中的天堂。那么，我们凭什么说这些地方贫困呢?或者说，在GDP统计时，我们到底遗漏了什么呢?很简单，我们没有统计相应的社会指数、环境指数、心理健康指数等。由此我推导出相对贫困理论，我认为，对贫困的测算不能仅仅使用一套指标体系，也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标系统，否则将遗害无穷。我们过去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以GDP衡量所有社区，然后要求所谓“落后”社区拼命追赶“先进”社区，向“先进”社区看齐，结果怎样?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徐：继《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之后，你又写了《扶贫手记》，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出版后有何社会影响?
潘：虽然在完成《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之后，我有志于做贫困问题的研究，但我并没有打算要写一本《扶贫手记》的书。写作这本书完全源于我们单位领导的一点私心，就是说，那一年本不该叫我去扶贫的，最初确定的对象是另一位同事，但那位同事闹着不去，于是领导犯难，因为单位每年要选派人下乡扶贫是省委的决定，是硬性任务，不可推脱，于是领导拿出单位职工的名单，扫了几遍之后，目光最后锁定在我的名字上。他们找到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安排我下乡，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妻子父母身体均不好，需要照顾，女儿又才半岁……领导说，这些都不是理由，就这样定了，赶快回家收拾东西，准备出发。我就这样被安排下乡了。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妻子，我把在乡下的母亲接到城里和妻子一同居住，让母亲照看年仅半岁的女儿。两个月后，我父亲不堪劳累而猝死。而我当时还在贵州最边远的靠近广西边境的一个小镇里当镇长助理。写作一部《扶贫手记》的念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萌生的。在那个小镇里，我呆了整整一年时间。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我应邀到厦门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我用两个月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不足十万字的小书。仅过了半年，书就出版了，社会反响出乎意料的好，可以当得起“强烈”二字。我收到相当多的读者来信和电话，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读者在报刊上写了书评，市场销售也不错，首印5000册在半年内卖完，后又加印了3000册，共8000册。当然也有不太好的反馈，比如2000年我以此书申报泉州社科评奖，华侨大学的一位社会学博士评委就公开责难我这本书没有理论，说只有两章有理论，其余全是材料，因此不能算学问，于是，那年的评奖我连入围都没有入围，而那位博士评委自荐自己的一篇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为一等奖，后来因其他评委提意见，博士才自谦要求屈领二等奖。这位博士评委，据说是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评奖结束后，社科联的一位朋友到我家来告诉我评奖的结果，当我听到他转述的博士评委的意见时，我马上明白这位博士评委如果不是人类学的外行，那就肯定是一个白痴。朋友问：何以见得?我说，你马上可以验证他的人类学知识水平，你现在给他打一个电话，问他知不知道“深描”这个词在人类学里是什么意思?我对朋友说，“深描”这个词之于人类学这门学科，就像数学里的“开方”和“根号”，历史学中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文学中的“夸张”和“描写”，逻辑学中的“归纳”和“演绎”，是一个极普通的俗语和常识。朋友的电话打过去，没想到这位留日的博士仁兄果然不知道，他说要查一查，结果半个多小时后，这位博士仁兄打电话回来说，查不到这个词，他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而我随意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格尔兹的《文化的解释》对我的朋友说，你看，这里，第一编里的第一章，标题就是“深描”。我对朋友说，格尔兹的《文化的解释》，是当今大学中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生的必读书或必修课程。我那朋友当场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连声叹息，却又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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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徐杰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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