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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求索
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钟敬文以他的散文创作初露头角，蜚声文坛，被阿英列入《现代十六家小品》之一，郁达夫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也收了他不少小品。他早期几部散文集子《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上散记》等等，深受读者喜爱，是“五四”以后一位有成就、有影响的散文家。可是，他为什么却选择了民间文学作为终身事业，在这条荆棘丛生、受人漠视的道路上长途跋涉六十年，不畏艰险、历尽坎坷而终身不悔呢?
我认为，这固然应当从“五四”那“火的时代”去寻求原因，没有“五四”，他不会走上这条路，这是最重要的;然而，他个人的经历、素养、气质，以及对事业和理想的那种执着的追求和献身精神，是使他奋勇向前，永不停步的一个主要原因 。
钟敬文开始走上民间文学的道路，直接受到“五四”歌谣学运动及此后的民俗学运动的推动，和运动的几位主持者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歌谣周刊》发刊词的执笔者是周作人，《民俗周刊》发刊词的执笔者是顾颉刚。这两个发刊词可以说是钟敬文早期学术思想的重要依据。而这两位民俗学运动的先行者就成了他踏入民间文学道路的引路人。顾颉刚对钟敬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钟敬文早期的许多学术成果(如《歌谣杂谈》、《粤风》、《疍歌》、《两广地方传说》等等)直接或间接在顾的启发、鼓励和帮助下完成的。20年代末，与顾在中大共同发起组织民俗学会，由此坚定了毕生从事这一事业的决心。
30年代初，顾在杭州小住，曾鼓励钟撰写专著，这些话始终激励着他，使他终生难忘。其二，钟敬文早期的学术思想，特别是歌谣研究中坚持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对圣贤文化的抨击，强调歌谣研究的学术意义，整理出版民间作品要注意科学性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顾颉刚的影响。钟敬文1933年写的《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一文就是献给他的老师西村真次和顾颉刚两位先生的。后来顾转向史学探讨，研究民间文学也大多从史学角度出发，钟也逐渐摸索出自己的新路，各自为我国的民间文学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北大几位文科教师中，周作人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周作人早期对我国民间文艺学、神话学的理论有过重要的贡献，是钟敬文青年时代景仰的学者之一。这固然由于他的散文风格颇受钟的喜爱，而他的《自己的园地》、《儿童文学小论》中部分早期的文章以及许多与民间文学有关的著述，也都是钟敬文早年爱读的书籍。他所介绍的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尤其是执笔起草的《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以及他早年关于民众是“社会之柱”[74]，从歌谣可以看出社会的意义[75]等正确的观点，对钟敬文早期学术观点的形成有过相当大的影响。
回顾钟敬文早期所走过的民间文艺学道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第一，钟敬文开始从事民间文学活动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又是这门学科的创始阶段，决定了他早期的学术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前后蓬勃开展的歌谣学运动的主要过程。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和学术倾向(摧毁封建主义的旧文艺、旧学术，建立体现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艺和新学术)，在他早期的学术实践中，都可以找到反映。他把民间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重视“无名的村妇庸夫”、“老百姓的口头文学”和粗鄙的“野人”文艺;赞扬民众的无比丰富的创造力;主张采录和研究反映少数民族生活、下层民众生活和民间口头作品，认为它们是民族的心声，是民族文化的珍宝，提出要从分析民众的生活入手去探讨作品的流传、发展和特点。同时，他一开始就把民间文学作为一门科学，重视其文艺价值与学术价值，主张从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多种角度去研究民间作品。上述一切都是和“五四”歌谣学运动的精神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和精神相一致的。
第二，重视民间流传的口头作品。“五四”以后，知识分子里掀起一股“到民间去”的热潮。在钟敬文主编的《新生》周刊民间文学专号中，曾提出征集民间文艺的人“要紧是先去做民间的一个”，要“走到民间的深处”，“传写出民间的真精神”[76]，这的确是当时歌谣学运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反映了主编者的思想倾向和精神面貌。但无论是该文的作者或主编钟敬文本人，在当时对于什么是“民间的真精神”征集民间文艺的人如何才能“走到民间的深处”这些历史发展所提出的新课题，思想上并不甚了然。我们从钟敬文回忆“五四”以后他自己搜集民间作品的情形就可以明白：
在“五四”以前，我也曾从古诗的选集上读到一些前代的谣谚，并且情不自禁地喜爱它。可是，对于眼前活在人民口头的无穷珍宝，却没有什么感觉。说得老实些，我瞧不起它。“五四”的智慧醒觉运动把我的心眼撞开了。我起劲地在探寻人民的风俗、习尚，特别是他们的文学。我向店里的工人，向家里的嫂嫂，向邻居的老伯伯……我从这些不同年龄和身份的人们的口上去挖掘山歌、农谚、传说和笑话的矿石。[77]
由此可见，他早年之所谓到人民中去，实际上只停留在自己身边有限的圈子，在朋友、学生、店员、家里的嫂嫂、邻居的老伯伯等小资产阶级或知识阶层中间活动。对于到工农中去，与工农大众结合这个根本问题既不可能认识，更谈不上解决。然而，在“五四”以后，他不满足于书本知识，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开始意识到文学不仅仅是个人思想感情的表现，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在书本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广阔的天地，那就是活在人民口头中的文学，那是一个无限丰富的宝藏，需要人们去探寻和开采。从看不起人民的口头作品到珍爱它们、研究它们，这种思想自始至终贯穿在他60年的民间文学活动中，构成他学术思想和一个重要特色。这一点，正是他和许多同时代的研究者不同的地方。例如茅盾研究神话主要依靠文献资料，而钟敬文则不然，他既重视古典神话，又不忽略人民口头尚在流传的活神话，为探索我国的神话开辟了一条新路。
第三，广采博纳，兼容并蓄，吸收外国的一些方法，为我所用。如对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和比较研究法的运用，上文已有介绍。而大量使用“五四”以后采录的民间口头作品，使用已有的民族学、民俗学等辅助资料也是钟敬文早期比较研究的一个特色。这种比较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有条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分析问题，为寻找新的、我们自己的研究民间文学的道路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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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2009-10-1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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