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敬文给《粤风》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很高价值的艺术品”，“是一种稀有的珍宝”。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对这些少数民族歌谣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但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国的少数民族还处于被压迫、被奴役、被歧视的社会地位，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人能够蔑视封建传统，打破民族偏见，给被歧视的“野人文艺”、“鄙陋的俚歌”以应有学术地位，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一个学术上的革新。此外，《粤风》之所以为钟敬文等一些歌谣学运动参与者所喜爱和赏识的另一个原因，是该书的辑录者一改历代学者从书本搜辑歌谣之风，直接从民众口中写录，顾颉刚认为这在百余年前学术专制之时，是一种“大胆创举”[19]。而且，此书在编排、注释时比较注意科学性，“任其自然，不加索引;以情歌为多，给读者看歌谣的正当眼光;而且分民族搜辑，使人约略窥见瑶壮诸族文化;他又保持方言，以期引起兴趣。”[20]这直接从民众口中写录和注意搜录作品时的科学性这两点，对钟敬文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学术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粤风》中比例较大的是粤歌，实际上主要是广东客家山歌。钟敬文二十年代搜集、编辑的几部歌谣集《客音情歌集》、《疍歌》、《山歌选》、《0(山+大+车)歌集》、《马来情歌》等，都是富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作品。
(4)歌谣的比较研究
广泛运用比较，在比较中探求歌谣的产生、流传、变异以及它所具有的民族、地方、歌种的特色，是钟敬文早期研究歌谣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他一再强调的，学术研究必须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聚古今中外于一处，然后条分而缕析之，才能发现真相，有所创获(见《马来民歌研究》)。这种“聚古今中外于一处”、“条分而缕析”、“综合而归纳”的方法就是比较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运用比较法研究歌谣范围相当广，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对不同地区的歌谣进行比较。例如他认为咸水歌和山歌不同，咸水歌虽是情歌，“意思，语词，却很质直，颇少宛转缠绵之致。山歌多喜用显比隐比和双关等表现法，而咸水歌则除常以别的事物起兴外，其余都为极真率的陈述，回还吞吐的风格，绝少能得见到。我们若把它用南北朝的歌谣来打比喻，那么，山歌是南方的清商曲――子夜歌、懊侬歌、读曲歌等――，咸水歌却是北方的横吹曲――企喻歌词、捉搦歌、驰驱乐歌、柳枝歌等。”[21]
在《台湾的民歌》[22]一文中，他把谢云声编的一首台湾情歌与日本人收录的《台湾风俗志》中的一首歌进行比较，发现同一首歌，因流传而产生变异。如台湾情歌唱道：“一枝雨遮圆轮轮，举高举低遮娘身。一时无见娘阿面，骨头疼痛袂翻身。”而《台湾风俗志》所载就不同：“雨伞开花圆轮轮，举高举低顾娘身。一时无看娘仔面，骨头疼痛没翻身。”他还把台湾情歌与疍歌比较，认为二者在质直少宛转、首句常用“比兴”等方面颇为相近。究其原因，“我以为在人种、地理及历史各方面都很有关系”。因为台湾居民是由福建人迁移去的，这些歌谣很可能是因为移民的关系流布到那里去的。
第二，把文人仿作的歌谣与现代山歌进行比较。1925年写的《竹枝词的研究》[23]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作者指出竹枝词是巴渝(今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著名唐代诗人刘禹锡根据当时的民歌创作了受人喜爱的竹枝词。他把刘禹锡的竹枝词与山歌比较，认为广东的一首民歌，“中间日出四边雨，记得有情人在心”(见明屈大均《广东新语》)，同刘禹锡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二者在内容(反映世俗生活与爱情生活)、风格(风格单纯、词句自然、情感真切、气息相近)和表现方法(如双关语的运用)上都十分相近。
第三，把古代民歌与现代民歌中同一起句的歌谣进行比较，并探求其原因。在《同一起句的歌谣》[24]中，作者指出古今歌谣中都有不少同一起句的歌谣，如《诗经》中以“扬之水”开头，乐府中以“阳春二三月”开头，现代歌谣中以“日落西山一点红”(江苏山歌)开头，以“丢只阿妹多日久”(自辑之海丰山歌)开头，等等，不乏其例。他认为这种歌谣虽用同一句子发端，但全歌内容都不相同，与另一种所谓同一母题(motif)的歌谣不同。后者是指同一首歌，因流传作用，演变成若干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的歌谣。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至于为什么不同的歌，要用同一起句呢?作者认为原因有二。俗歌云：“山歌好唱起头难，起子头来便不难。”此其一。其二，借用现成语句是民歌创作中常见的现象，只要看歌谣通常的形式便知。
第四，把古代诗词与民歌进行比较，以探求文学史中某些带规律性的现象，例如他认为绝句与词发源于民歌[25]，《诗经》中一部分章段复叠的诗歌是当时民间多人合唱(或一人唱多人和)而成的歌词[26]。这都是当时研究古典诗歌的一些新鲜见解，具有创新的意义。后一种见解尤其值得注意。他发现《诗经。国风》里的诗有不少是迭章复句的。为什么一个意思、一些语句在同一首诗中往返重复呢?“五四”以后，顾颉刚、魏建功等学者曾经用“为了奏乐的需要，是乐工所添增”来解释[27]，钟敬文认为并不能解决问题。他根据自己多年搜集水上疍民、山居的客家人的歌谣的体会，经过认真观察、比较和思考以后，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大凡文化不发达地区的民众均盛行对歌唱和之风，现今南方许多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一部分客家人尚有保存。对歌唱和的结果就产生了类似《国风》的那些迭章复句的篇章。因此，《国风》很可能是当时“民间赠答合唱的结果”。解释虽然显得比较简单，但主要论点是明确而清楚的，表现了作者用心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到了八十年代，他再次申述这个观点，并把它提高到认识论的高度，提出“现代的民俗资料，可以被运用去解决或推断古代的民间文学(如古歌谣、传说、神话等)”以及古典诗歌的一些问题[28]，为古代民间文学及古典诗歌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他对屈原《天问》为什么只发问而不作答这个问题的探讨[29]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值得注意的是，闻一多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注意到《楚辞》与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俗有关系，并加以考证[30]。应该指出，从多种角度去探讨古典文学和古代民间文学的各种问题，是近世纪以来学术研究中一种国际性趋向。钟敬文在50多年前即有所注意，是很可贵的。
第五，在讨论民歌的艺术表现形式时，作者常常把歌谣与诗相比，使人印象更深，如论述歌谣的一种表现法――双关语[31]、民歌的起兴手法[32]等都是。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2009-10-14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