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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整理国故
1923年1月，商务印书馆决定由郑振铎接替沈雁冰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接手《小说月报》后，断然地改变了沈雁冰时代的编辑方针，一方面继续沿着“血与泪”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的编辑方向组稿编刊，一方面又组织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并在《编者按》里明确表示：“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他还在《新文学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里写道：“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的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3]
对于《小说月报》的这次人事变更所导致的刊物面貌的变化，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郑振铎接替沈雁冰主政《小说月报》是“《小说月报》现代性进程停滞甚至是倒退的表现”。有的人则认为，“《小说月报》更换主编，主要被解释为新旧文学争夺文学阵地的结果，被解释为新文学的一次不得已的妥协。”[4]。笔者倾向于后者的观点。郑振铎所说的“国故”，包括他为扩展文学的疆域、倾全力搜集和研究的历史上的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可以说，作为一个以平民意识为史识而且身体力行的文学史家，此后，他几乎毕其一生的精力于发掘和搜求反映平民立场的俗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品，使这些遗落在历史深处的普通老百姓所创作和拥有的、比正统文学的受众多得多的口头文学再见天日，并将其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中心”。[5]
郑振铎在编《小说月报》期间，就已开始酝酿编著《中国俗文学史》，只是有关唐五代的民间文学史料搜集不全，而没有实现。[6] 为了收集这方面的材料，抄录被英国人斯坦因掠去的敦煌卷子中的俗文学作品，他委托在英国留学的朋友许地山在大英博物馆为他抄录了一批珍贵材料。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郑振铎与胡愈之等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为此险遭逮捕，不得不去欧洲避难和游学。他在英法两国的国家图书馆里，大量研读了中国古小说、戏曲、变文等，如饥似渴地阅读和抄录了大量这方面的珍贵史料。这些收获，使他想写而又未能写完的《中国俗文学史》成为可能。到1929年，他根据所掌握的俗文学材料先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篇《敦煌的俗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俗文学”这个名词。[7] 他认为，俗曲、佛曲、俗文（变文）、弹词、宝卷等，都属于民间文学。[8] 他说：“佛曲为流行于南方的最古的民间叙事诗之一种；弹词及鼓词等，俱从变戏而成。其历史至少有一千余年。今知最古之佛曲乃为敦煌石室所发现之《八相成道经俗文》等数种。此种有很大影响于民间的文学作品，向未有人注意到过。”[9] 后来他所撰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4）和《中国俗文学史》（1938）两部大著，对俗文学（主要是讲唱文学）和民间文学及其发展演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论列，建构了中国俗文学史和中国民间文学史的体系，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新格局。在发掘和收集俗文学、民间文学史料这一领域里，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和文化界，没有人超越郑振铎的贡献。
在“整理国故”的理念下，他除了大量收集、介绍、研究、阐发俗曲变文等唐五代以降而又多属遗落无闻的俗文学、民间文学外，关于历史上的民歌，他也写了一些文章。如《白雪遗音选序》（写于1925年10月23日）、《跋挂枝儿》（《小说月报》1930，21：1）、《明代的时曲》（《文学杂志》1933，1：2）、《跋山歌》（写于1935年9月19日）。
进入20世纪40年代，他又连续写了《民间文艺的再认识问题》（《联合晚报·文学周刊》1946年5月16日）、《再论民间文艺》（《联合晚报·文学周刊》1946年5月23日）。他在这两篇文章里表述的论点有好几条，但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外下面几点：“民间文艺的形式是多样的，差不多每一个地方都有其不同的歌调与形式。”“原来所谓民间文艺，其形式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本身常常在变易、改革之中。”“应该有若干人在人民大众的口头上搜集若干流行的歌曲而把他们写下来。……这种活的材料，较之已印行出来的，更为有用，更可以作为应用的基本东西，还可以拣选若干印行流通。”[10]这些文章写于抗战胜利之后，作者总结了文艺界关于旧形式和新内容（旧瓶装新酒）讨论中自己的思考，他的认识超越了自己以往的认识，弥补了他偏重于注重历史上的俗文学-民间文学材料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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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2009-7-22 1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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