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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历史的噪音：对郑振铎的批判
由于国民党的追缉而流亡欧洲后，他接触和翻译了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和民俗学理论，并接受了进化论，后成为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学者。《中国俗文学史》出版后，20世纪40年代，在文学界发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在他的周围、并以他为旗帜，聚集了一大批有造诣的俗文学研究学者，形成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和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俗文学学派”，如赵景深、许地山、戴望舒、谢六逸、钱杏村（阿英）、冯沅君、朱自清、傅芸子、黄芝冈、王重民、杜颖陶、吴晓铃、杨荫深、叶德均、关德栋等。这个流派在抗战胜利后的北平、上海、香港活跃一时，达到了一个高峰。[34]
建国以后，由于“左”的思想的泛滥，尤其是1958年在全国知识界开展的“拔白旗”运动中，郑先生的文学史观、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史观，受到了猛烈的非学术的批判。以这一年的6月2日《文汇报》发表一篇对他所影印的《天竺灵签》和《历代古人像赞》的批评、6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评郑振铎编的两种古代版画》为开端，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瞿秋白文学研究会继其后，在《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4辑上发表《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批判》、《〈中国俗文学史〉批判》，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编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把一向与祖国同命运、积极争取进步、知识渊博、著作等身的郑振铎，推到了非要打倒的“白旗”（资产阶级专家）的位置上。于是，他任副部长的文化部、任所长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改为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相继开会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批判会还没有结束，他因奉命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赴阿富汗请假，不料10月17日，当飞越苏联楚瓦什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时飞机失事而殉国。今天在纪念郑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充分揭示和评价郑先生在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化史、人文社会科学史上的巨大贡献，擦去蒙在他身上的污垢灰尘，恢复他在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崇高面貌。
1958年对郑振铎“俗文学”思想的批判，是意识形态的需要所导致的历史的噪音，因为那场批判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学术性的，尽管打的是学术批判的旗号。最能代表这种声音的是这一年出版的影响很大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它的作者是一群被错误的意识形态需要所鼓动起来的文科大学生，他们在书里写道：“我们说‘民间文学’就是指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过程中所创造的口头文学。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它直接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要求和愿望，在奴隶制社会里，民间文学主要是指奴隶的创作；在封建社会里民间文学主要是指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创作。通俗的、在民间流传的文学，不一定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不一定就是直接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要求和愿望的，因而也就不一定是民间文学。……在民间流传的通俗的文学，不能一概认为是民间文学，同等看待，而应以阶级的观点去检查这些作品，看看它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如何，是否真正是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郑先生既然用一种‘超阶级’的观点，实质是资产阶级观点，来对待民间文学，说民间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因而他就把一些地主的小市民的通俗作品，都滥竽充数地算作民间文学。” [35] 这些作者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1）民间文学史应该是阶级斗争历史的反映，而《中国俗文学史》没有反映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第11页）（2）文学史应该是现实主义发展与斗争的历史，而《中国俗文学史》却成了某种文学形式的延续的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的文学史。（第17页）（3）《中国俗文学史》是一些地主阶级、小市民的庸俗作品的堆积，没有反映出我国民间文学史的真实面貌。（第17页）
被批判者与批判者的分歧点很多，但在当时，处于被批判地位的郑振铎并没有答辩的权利。分歧点涉及的问题虽然很广泛，但其根本点只在于：一个说俗文学是大众的文学、民间的文学，一个说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而劳动人民及其口头创作乃是纯而又纯的、是没有糟粕的文学，一切糟粕都来自于统治阶级强加于劳动人民的，俗文学则恰恰是“小市民”所创作、为“小市民”所享受的、充满了消极因素甚至封建毒素的文学。批判者指责《中国俗文学史》的作者郑振铎模糊了、抹杀了或取消了阶级界限。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这就是被定为“白旗”的症结。
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消除了这种政治教条主义的理论的影响之后，俗文学-民间文学的研究再次兴盛起来。尽管现时的“民间文学”已离郑先生所全力倡导的文学研究理念和模式越来越远，被暂时纳入到民俗学之内，前面加上了一个“含”字的帽子，经过建国以来60年的经营，特别是总共一百多卷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集成的编辑出版，以及众多的学术著作的出版，已使中国的民间文学学科蔚为大国今非昔比了。而“俗文学”作为学科，虽然还没有被主流意识和权力机构所采纳，没有进入中文系的课堂，但关于变文、宝卷、子弟书、唱本等俗文学的研究著作已多有出版，即使有的著作不被大陆出版机构采纳，台湾和香港的出版机构也接纳出版，关于俗文学的研究论文和史料辑录，也开始受到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关注。总之，俗文学-民间文学研究，正在缓慢地得到提升。国内学者对民间文学和俗文学这两个概念也出现了新的阐释。为国殉职的郑振铎先生也可以瞑目了。
郑振铎是20世纪的一位大文学家，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文学者，他所以倡导、搜辑、梳理和阐释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特别是历史民俗学和历史民间文学，大体是从文艺学的立场、从文学史建构的角度，而在其阐释和论述中，又广泛地吸收和采用了西方人类学的比较研究法，表现出了他独具的丰富的文献知识和广泛的具体而微的民间智慧，对中国民间文学史和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草创起了奠基的作用。
郑振铎先生关于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必由之路，是每个有出息、有抱负的中国作家都应学习和具备的，然而可惜的是，如今许多文学圈子里的从业者，越来越不熟悉、越来越不懂得本土的俗文学、民间文学，也就是说，越来越脱离了一个作家所由生长的肥沃民族文化土壤，中国文学因而越来越变得华浮、浅薄和枯瘦了。
2008年12月19日于北京
附记：2008年12月19日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10周年，文化部召开郑振铎先生诞辰110周年和逝世50周年纪念座谈会，由国家图书馆承办，向我征稿，但我未能按期把文稿写出来。回忆50年前，反“右”运动之后的第二年，即1958年，在全国开展“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同时，在文化界和学术界开展了一个“拔白旗”的运动，对有成就的有名望的著名学者和文化人当成“白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批判。郑振铎先生就是这次“拔白旗”运动中的被批判的学者之一。郑振铎任所长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也开了一连串的会，对他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批判。那时，我刚走出学校参加工作不久，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青年研究人员，俗文学和民间文学是我的研究领域，故而我也参加了文学研究所在北大哲学楼召开的批判会。记得是10月16日吧，郑先生最后一次参加批判会，第二天，就要带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到阿富汗去，他虔诚地向大家表示说，他因有出国任务不能亲自听取大家的批评了，等他回国后，一定认真地看会议记录，虚心检讨自己的错误……第二天，与会者在会议室就坐后，主持会议的何其芳所长和唐棣华副所长迟迟没有到会场上来，大家焦急地等待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带着满脸的凝重神态来到会场，向大家宣布：我们的所长郑振铎同志因在苏联境内飞机失事殉国了！会场上立刻一片死寂，所有的人立刻变得心情沉重起来，因为虽然参加郑先生的这个学术批判会，却都对先生敬重有加，而像我这样的青年人，则更是怀着高山仰止的心情。就这样在无声中散会了！记得《文学研究》原本是安排好集中发表几篇批判郑振铎文章的，噩耗传来，编辑部马上抽文章，另出了一本悼念专号。历史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如今恰逢郑先生诞辰110周年和逝世50周年，在着手撰写这篇有关郑先生的民间文学思想和学术贡献的文章时，这段往事清晰地再现在我的头脑里来了。谨以此文表示我对郑振铎先生的追怀。
作者 2009年4月1日
（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09年第3期，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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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2009-7-22 14:06:0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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