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彩云之南是多民族世代生活的福地，也是民间文学活态发展的沃土。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奠基人钟敬文先生曾说：“民间文艺，是民众直接创造的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它还是各民族伟大作家创造的有力的影响者。”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和传承载体，在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道路上愈发显现蓬勃生机。站在新时代，回顾云南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过往，既是继承历史、观照当下和面向未来的学术之旅，也是发挥人文学科助力社会发展的担当之举。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源远流长，对它的搜集整理工作，很早就开始了。但毫无疑问，1949年“边纵”队员杨放对彝族撒尼人叙事长诗《阿诗玛》的搜集，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从那时起，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已走过70年春秋。一路走来，历次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都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文联、文化局、高校等多部门团结协作，工作队员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深入农村，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走村串户，拜访民间歌手和祭司，从一个民族到多个民族，从神话故事到史诗歌谣等多题材先后被发掘、整理和出版，呈现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百花盛开的景象。这一史无前例的搜集整理工作，激发了各族人民寻找民族“根谱”的热情，在百花园中寻找本民族的“阿诗玛”，各民族群众的文化心理由之前的自卑变为自信。搜集整理工作既锻炼了一批热爱民间文学事业的大学生，更培养了本土的民间文艺人才，以康朗英、康朗甩等为代表的歌手为传承发展民族民间文学起到重要作用。

　　

　   一、全面搜集整理的黄金期：发现和发掘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资源宝藏

　　20世纪50年代，云南省开展了3次有规模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打开了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资源大宝藏。这一时期，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中国作协昆明分会、云南省文化局、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云南省文工团等组成若干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深入全省各地发掘民族民间文学。例如，1953年，以云南省文工团为主力的圭山工作组赴路南（今石林县）彝族撒尼人地区搜集整理叙事长诗《阿诗玛》，美丽、善良的“阿诗玛”形象从此深入人心。《阿诗玛》的成功搜集整理，让闪烁着“人民性”本质特征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走向了世界，也极大推动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1956年，又组织3个调查组赴红河、大理、思茅、丽江等地区，并初步形成哈尼、白、彝、傣、纳西等民族的民间文学情况报告，为后来撰写各民族文学史打下坚实基础。1958年，“新民歌运动”拉开序幕。云南省组织云南大学和昆明师范学院1955级学生、部分文艺干部和基层文化工作者组成100余人的7个调查队，分赴楚雄、大理、丽江、德宏、西双版纳、红河、文山等地，按照“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方针，对各民族民间文学做全面调查。彝族创世史诗《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纳西族史诗《创世纪》、傣族叙事长诗《娥并与桑洛》、白族故事《火烧松明楼》等一大批民间文学作品被发掘整理，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史上的经典。此后，云南省又曾几次组织调查组对拉祜、傈僳、独龙等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调查，更加深入、全面、系统了解各民族民间文学情况。

　　在全面搜集整理期间，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巨大宝藏从首次发现到资源发掘，从一个民族的文学搜集整理到多民族全面翻译整理，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到民间文学与宗教关系话题讨论，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呈现了云南民间文学百花争妍的图景。

　　

　　二、选编作品的新时期：普查性搜集和编纂云南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有力推进，得益于多方面力量的有力支援。在“前二十七年”，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诗人袁勃，云南省文联主席、学者徐嘉瑞等亲自参与搜集整理，《逃到甜蜜的地方》《望夫云》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例证。云南省文联（筹委会）兄弟民族文艺工作委员会、中国作协昆明分会民间文学工作部对云南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搜集整理工作进行了指导和规划。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1981年云南省民间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分所、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等专业性的业务机构先后成立，为新时期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普查搜集和作品选编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1984年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工作全面推行。云南省按照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关于“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集成资料编辑体例要求，广泛发动各地力量，全省各州、市，各县、区都成立了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专门负责民间文学集成选编工作。历时20年，共普查搜集到1亿多字、300多部资料集，成为编辑集成的重要基础。云南省成功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云南卷》（上下）、《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云南卷》（上下）、《中国民间谚语集成·云南卷》，共计600多万字，于2004年正式出版发行。“三套集成”（云南卷）成为具有历史文献性、学术资料性和文学代表性的民间文学丛书，被誉为云南文化“长城”。

　　

　　三、民族古籍翻译的新世纪：书面与口头民间文学共同发展

　　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不仅以口头形式传播，还通过民族古籍文献记载方式流传至今。在云南的世居少数民族中，彝、纳西、傣等大部分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千百年来，这些民族不仅用口传心授、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口头民间文学，还用民族文字将之记录在册。因民间文学与民间信仰、祭祀仪式等息息相关，民间的知识分子兼宗教祭司，诸如毕摩、东巴和赞哈等成为本民族最权威的民间文学传承者。改革开放初期，在“救人、救书、救学科”精神指引下，一批民族翻译人才经过专业学习和培训后，深入乡村，向毕摩、东巴、赞哈等收集、翻译和整理大量的民族文献古籍和口传古籍，成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来源。云南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红河民族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一直致力于开展少数民族古籍征集抢救保护工作。新世纪以来，《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6卷）、《中国贝叶经全集》（100卷）、《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等先后出版，成为涵盖民族神话、创世史诗、英雄史诗、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多种类别在内的精品力作。《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和《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要》等，都是民族古籍文献中民间文学精粹的汇编，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范围“非遗”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2004年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抢救工作走上法制化道路，一大批曾在黄金期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被列入国家和省级保护名录。例如，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史诗《梅葛》《查姆》，哈尼族的“四节生产调”、哈尼哈巴，纳西族的《黑白战争》，拉祜族的叙事长诗《牡帕密帕》，阿昌族的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佤族的史诗《司岗里》等，已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相应地，王玉芳、郭有珍、方贵生等一大批民族歌手、民间文艺人才，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有效保障了民间文学的活态传承和发展。此外，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昆明、大理、丽江等市、州的又一批民间文学经典入选，为“非遗”保护增添新的成果。

　　

　　四、放歌新时代：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必将迈上新台阶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部署，“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工程”被列为重点实施项目之一。大系出版工程按照“科学性、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原则选编，以省立卷，按体裁归类民间文学作品及理论研究成果总结，到2025年，预计出版民间文学各类别的大型文库1000卷，共10亿字，并建成“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云南省以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多元的民间文学内容和多样的民间文学文类，积极助力大系出版工程。2019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云南卷（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长诗·云南卷（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长诗·云南卷（二）》作为出版工程首批成果，向世人展示了云南民间文学的丰富性，进一步推动了全社会共同参与民间文学的发掘、传播、保护与发展的热潮。

　　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是在筑牢民族团结的文化基石，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放歌新时代，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必将从全面发展走向辉煌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