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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从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后改为歌谣研究会）活动开始，到现在已经将近八十年了。但是，从1918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的时候），一路上起起伏伏，尽管整个学术活动没有完全中止过，成绩是有的，却不能说是太理想——或者应该说距离我们的理想颇遥远。十多年来，由于领导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明智号召，由于学科本身的生命力和发展要求，更由于学者们的学术意识自觉和认真努力，这时期民俗学跟其他社会科学、文化科学一样，呈现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繁荣景象。
1976年以后，我们民俗学的各方面（机构、队伍、搜集、研究、出版、及其他活动），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而且步子相当迅速。从学术的机构方面说，全国３２个省市（包括自治区），不但都恢复了固有的民间文艺研究会（现在改称“民间文艺家协会”），而且２／３以上的地区先后建立了民俗学会——中央一级的“中国民俗学会”是在1983年成立的。许多文科院校，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都开设了民间文学或兼及民俗学等功课，设有教研室或教研组，有的并设立了师生共同活动的民俗学社。有些院校兼设有本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北京师大并设有博士学位授予点，现在国内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已有数千人，得到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也有数十人。专业活动和培养机构有很大的发展，队伍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壮大了。
著述方面的进步，更体现了这时期民俗学的景象的繁荣。这方面的著述，在质或量上都显示了它脚步的前进。理论反面，除了个别课题的专著之外，并出现了许多系列性的著作。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同一主题（例如关于傩戏、萨满教等）的理论著作陆续出现了。总之，在理论著作上，更扩展、更集中、也更深化了。民俗资料记录（民俗志）的编著、出版，数量更大，规模更大，成就也更显著。不仅有许多地，县级的民俗志送上书店，省、市级的大部头的民俗志也相继出版了（例如河南、山东、广西等省志的“民俗卷”）。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记录中，有文化部牵头主办的全国民族民间文艺志书、集成，近日已经出版了一百多卷（全书约三百多卷），成为我国这方面的民族民间文化的巨大长廊，使国内外学者对之不禁瞪目动心，叹羡不已。
此外，像这方面学术专题的研讨会、国内外学者意见交流会的经常出现，外国专业名著（如《金枝》、《原始文化》、《原始思维》……）的不断译成中文，等等的可喜现象，就不遑一一举述了。总之，我们这十多年间、民俗学事业大有一种突飞猛进的趋势。它已经成为我们学届的一种 “显学”，或者用现在的时髦话说，成为一种“热门学科”了。
如上所述，形势的失却非常喜人的。但是，我们冷静地进一步加以审查，就不免有些歉然，我们这门新学问，尽管已经历了数十年的历史，近年在它的个方面又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平心地说，它到底还是一种未成熟的学问。它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大力耕耘。这种学问，在整个结构上大致有三个主要方面：1.理论研究（包括方法的研究）；2.民俗现象的记录，即民俗志；3.民俗发生、发展史及思想史（民俗科学史）。成熟的民俗学，必须在这三方面都有比较圆满的成果。现在，我们只就民俗志方面的情形来说吧（民俗现象的记录，是民俗学的一种基本作业，，而中国这方面的“矿产”又是惊人地丰富），六十年前那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学者詹姆森，他那句带有感叹意味的话：“中国是民俗学者的乐园”。就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实际情形来看，它不但不算夸张，而显然有些不足之感。十多年来，我们对各地民俗资料的记录和出版，的确尽了巨大的力量，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如果把已经取得的成就，去跟客观铺天盖地、无处不存在的民俗现象相比，就会感到彼此差距之大。这种差距，即使不是鸿毛与泰山之比，至少也是侏儒和巨人之比。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只试举一点阅读的经验，来证明我们现在的民俗志工作成就距离应该达到的程度的遥远。近来常有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给我寄来一些地方民俗志的书，我翻读一下，总觉得书中有些资料是自己所不知道的（我自从跟这种学问打交道已经七十多年了，自己又是一个重视资料的实证论者），而有些却是在学术史上至关重要的：它们有的在二三千年前就已出现于我国文献上，有的更具有世界民俗学史的比较价值。我往往为之赞叹，也痛感到我们民俗志工作的薄弱。
我们正在打算加强我们的民俗志工作，并且在草创“民俗志与民俗志学”这种新分支学科的时候，有机会读到朱元桂同志主编的这部《绍兴百俗图赞》，我一时心上的快慰，真是不容易用语言表达的。
绍兴，是幅员辽阔的祖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它地方并不怎样广大，也并不是商业或政治的要区。但它牵系着许多知识分子的心，自然同时也牵系着我的心。这大概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意义吧，春秋时它是越国的所在地，所谓报仇雪耻之乡。汉以来，它产生了（或在此寓居过）许多名贤。随便举几个名字，如王羲之、谢安、贺知章、陆游，以及徐文长、张岱等，都是大家所熟知和敬慕的先贤；在现代，名豪杰士就更多了。一些新文学届的先辈（如鲁讯、周作人等）的学艺业绩，是哺育了当时我们年轻一代的食粮。就我个人说，又曾在杭州住过几年，得以跟一些绍兴籍的文友（例如许钦文、孙福熙、陶元庆诸君）交往，不但在学艺上得到益处，在为人处世上也很受他们的熏陶、感染。在过去数十年中，我曾前后两次到过绍兴，在游览大禹庙、快阁、东湖、兰亭、古轩亭口和鲁讯故居等名胜古迹时，自然的美和人文之美是交织于心灵深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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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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