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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国时期上海民间文学研究与书籍出版的特点及地位
第一，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认为民国时期上海的民间文学研究与出版活动，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出现的民间文学研究与出版的高峰，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特别是童话作品的出版和研究，在全国开了先河。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期间侧重于歌谣研究，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期间侧重于民俗研究不同，上海的学者一开始就高举“民间文学”的旗帜，侧重于民间文学的出版与研究，如茅盾的神话研究，赵景深的童话研究，胡怀琛的寓言研究。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有二方面：
一是自二十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新文学主将到了上海，新文学中心也逐渐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而这批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不仅具有扎实的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功底，而且对民间文学的重要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就是要从民间文学中吸收养料为新文学的建设服务。如胡适在《歌谣》“复刊词”（刊于1936年5月4日《歌谣》第二卷第一期）上就明确指出：“我以为歌谣的收集和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并且尖锐地指出：“我们综观这二十年的新诗，不能不感觉他们的技术上，音韵上，甚至在语言上，都显出很大的缺陷。”原因就在于“忽略”了向民间学习，所以他认为：“我们现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他的《白话文学史》就是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向民间学习，走“民众化”、“民俗化”的道路，逐渐成为一种风气，不仅是新诗创作，小说创作也是如此。这批文学大师的到来，不仅给上海的文坛增加了分量，而且带来崭新的理念——对民间文学的重视。上海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出版、研究高峰的出现，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展开的。
二是出版业的积极参与。如前所述，上海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中心，报刊众多，各种规模的出版社（书局、书店）林立，大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小的只有夫妻两人。各报馆、杂志社、出版社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当发现一个出版热点时，往往出现蜂拥而上的局面。民间文学书籍的竞相出版，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这种竞争的结果。而且，上海的学者大多就职于各报馆、书局，民间文学的学者也是如此，如茅盾、赵景深、胡怀琛、胡愈之等都长期工作在各书局，编辑民间故事最多的林兰（李小峰）更是北新书局的老板，他们对民间文学重要性的深刻理解，对民间文学的热爱，直接导致了民间文学书籍的大量出版，同时也带动了研究的深入。因为要编辑和出版民间文学的文章和书籍，首先必须要对这一新兴学科有所了解和研究，如胡愈之的《论民间文学》一文就是因为要编辑《小说世界》的“民间文艺专号”，作为总编辑的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对民间文学所做的界定。
第二，民国时期上海大量报刊刊登民间文学作品和研究文章，众多出版社热心出版民间文学书籍，为民间文学研究者和搜集整理者提供了发表成果的园地和舞台。这个舞台不仅仅是上海学者的，也是向全国各地学者敞开的，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作者是外地的，其中既有知名的学者，如顾颉刚、钟敬文、娄子匡、林惠祥等，周作人从未正式在上海谋过职，但他的文章和著作绝大部分都是在上海出版的；也有一些是名不见经传的民间故事爱好者，他们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也有不少获得发表。这种现状，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运动朝纵深发展。
第三，民国时期上海大量出版的民间文学研究及民间文学作品书籍，为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留下的宝贵的财富和资料。众所周知，中国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没有被中断过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蕴藏极为丰富，但是由于传统的偏见，民间文学一直被排斥在正统文学之外，不被文人所重视，历史上很少被记录下来，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只有《诗经》、《乐府诗集》等为数极少的几部著作，到了明代的冯梦龙才出现有意识的记录。但真正具有民间文学学科意识的搜集整理工作，是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才开始的。二十年代以后，很多学者及热心者投入了此项工作，出现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的第一个高峰。大量的流传于民间的作品被搜集起来，需要发表和出版。恰在此时，拥有众多报刊和书局的上海出版业，承当起了此任。不可否认，对于出版商来说，经济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因为民间文学书籍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十分畅销，可以给出版商带来可观的收入，所以他们乐意出版。但这项工作客观上为民间文学资料的保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批宝贵的资料不仅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参考材料；而且也为当时的新文学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武器。它既是当时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产物，同时也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检讨民国时期上海的民间文学研究现状，应该说从事此项工作的学者并不少，更何况大量报刊和书局的存在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但为什么没有形成学术势力，其学术影响和地位远远不及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呢？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是缺少几位领军人物。在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有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李大钊、周作人、胡适、常惠、顾颉刚、容肇祖、孙伏园等一批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参加；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有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杨成志、江绍原等；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有钟敬文、娄子匡、钱南扬、江绍原等。这些学者不仅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而且有组织能力，且长期坚持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虽然不少人的专业并不是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但在当时阶段却全身心投入了此项工作。而上海的情况却不同，明显缺乏领军人物，没有人带头把分散在各报馆、书局的学者组织起来，形成一股集体的力量，而是各自为阵，力量分散。李白英、钱小伯在1943年成立的“中国民俗学社”，应该说有可能造成全国影响，但由于存在时间过短，且当时处于战乱时期，人们关注的热点是国家的命运，故响应者不多，影响也不大。
二是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学术机构的支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后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高等学府，更有蔡元培校长的大力支持；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背景也是著名学府中山大学，属于该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并创办有专业刊物《民俗》周刊；杭州民俗学活动则依托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和浙江省立教育实验学校。专业刊物有《民国日报》副刊《民俗周刊》；而在上海，却没有一个学术机构尤其是大学大力支持民间文学、民俗学事业，故无法形成学术中心，也无力出版一本大型的专业刊物。
三是市场经济的因素。如前所述，上海在二、三十年代曾出现一个民间文学书籍的出版高峰，尤其是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北新书局等。不可否认，这表明了部分书局老板、编辑对民间文学重要性的认识，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对出版商来说，经济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因此出版的民间文学书籍以可读性较强的作品类居多，研究类理论书较少，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同时，民间文学书籍的销售趋于清淡的时候，出版的兴趣也就大减了。
四是上海城市趋新崇洋的个性限制了研究的深入。上海自1842年开埠以来，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其发展的契机是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侵入。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趋新崇洋的城市个性。这种个性不仅表现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赶时髦”、“求洋派”，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等心理层面上，也影响到了学术研究，易接受新观点、新方法、新理论，但对传统往往表现为漠视甚至蔑视；学术理论、方法更新快，但往往深入不够。对民间故事的研究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情况。二十世纪初，国外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刚刚介绍到中国时，是一门崭新的学问，故上海很快就有不少学者投入了翻译和研究工作，如胡愈之的《论民间文学》，是最早吸收格林兄弟等国外学者理论而写成的系统论述民间文学的论文；茅盾的系列神话研究著作，基本上译自国外学者的著作；赵景深翻译了大量童话作品。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后，我们发现许多学者就不再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工作了，而是转向了新文学创作，或是转向了儿童文学创作。真正能够坚持民间文学研究的只剩下了赵景深、李白英、钱小伯等极少数人。也就是说趋新崇洋的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上海学者在学术研究上“赶潮流”的特征，影响了研究的深入，民国时期上海民间文学研究也是如此。
（本文为马场英子教授主持的日本国文部省平成12-14年度科学研究项目《民国时期中国的昔话研究》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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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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