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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举出的过年民俗行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活动的目标都是指向人所不能掌握、不能控制的异己力量的——上天也好，神明也罢，鬼怪疫祟更是如此，它们都外在于人，不为人的意愿所左右，偏偏其所作所为却又与人的命运有极大关系。所以，人在过年这个重要时刻，不能不采取种种措施，与它们沟通，向它们传递信息，把自己的要求和态度显示给它们。祭祀祈祷，拜迎恭送，挂桃符，贴门神，点燃爆竹，表演驱儺的化妆舞蹈，等等等等，态度或庄严肃穆，或嘻笑怒骂，或以虔诚祈求为主，或代之以强烈的抗争，种种行事，动机只有一个，就是争得和维护人的利益。
古时过年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官方的朝会和乡间的互访，继承演变至后世，便是习称的拜年。
关于古时元旦朝会，正史记载甚多。这里引用宋末人周密《乾淳岁时记》的资料，可以看得更为具体些：
朝廷元日、冬至行大朝会。仪则百官冠冕朝服，备法驾，设黄麾杖三千三百五十人，用太常雅乐，宫架登歌。太子、上公、亲王、宰执并赴紫宸殿，立班进酒，上千万岁寿。上公致辞，枢密宣答，及诸国使人，及诸州入献朝贺，然后奏乐进酒赐宴。……上服幞头玉带靴袍，先诣福宁殿龙墀及圣堂炷香，次至天章阁祖宗神御殿行酌献礼，次诣东朝奉贺，复回福宁殿，受皇后太子皇子公主贵妃至郡夫人内官大内以下贺。贺毕，驾始过大庆殿御史台阁门，分引文武百僚追班称贺，大起居十六拜，致辞上寿，枢密宣答，礼毕放仗。是日后苑排办御筵于清燕殿，用插食盘架。午后修内司排办晚筵于庆瑞殿，用烟火，进市食，赏灯，并如元夕。
这里描绘了元旦朝会君臣各自的活动，包含了一系列繁琐仪式，而究其实质，则不过一是君臣的节日聚会，群臣也就顺便聚会了；二是皇帝赐宴，也就成了群臣的聚餐。这就是官式的拜年，是现代“团拜”的远源。这种官式拜年与广大民家的拜年相比，规模气派虽有天壤之别，性质却实在并无二致。如果非要寻找异处，则民间尚有君臣之间不可能有的互相走访问遗之举——大抵是年幼者、官卑者登门叩拜长辈或上司，至于乡间，邻里戚属相互拜年馈遗，则更自由得多。
过年的聚会和拜访，出于人类群居生活的自然要求，有着加强和润滑人际关系的实际功用。人们之间，若双方平时关系就不错，得此聚会互访及相互馈遗后，关系当更亲密；若平时关系疏远淡薄，甚或有所扞格，那么通过过年的交往，矛盾或可和缓化解，至少有了进一步对话的可能，这对双方也都是有好处的。过年习俗中包含的这一内容，在历史演进中虽方式有变，但大体延续下来，并至今不衰，显然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有意选择。
如上所述，过年的民俗行事首先是指向神灵世界的，其次是指向人际社会的，而这两个目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自身长远和根本的利益。然而，过年毕竟又是一年一度每个人盼望甚久的节日，过年的民俗行事不能不更多地考虑满足每个人当下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实际上，过年习俗中无论是指向神灵世界，还是指向人际社会的行事中，全都包含着人们自身的物质享受和精神愉悦在内，也就是说，那些行事的目的和功用本来就不是单纯的，而是复合的。
祭祀和供养固然都是针对神灵和祖先的，但那些祭品和供物，在仪式中被神灵和祖先享用过以后，实际上绝大部分还是由祭祀者、供养者所消受。崔寔《四民月令》所记正月初一“躬率妻孥，挈祀祖祢”“进酒降神毕”，便是阖家老小团坐于先祖之前，由小辈“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也就是说，开始了新年聚餐。除夕的年夜饭，名义上也需供奉祖先神灵，而在仪式之后实际品尝的却同样是在世的人们。就连皇帝举行过隆重的新年祭礼和朝拜仪式后，也还要摆出丰盛的筵席招待群臣。整个过年期间，神灵们固然不断得到形式上的祭祀，而真正获得“牙祭”之福的，则是辛劳了一年的人们，特别是盼过年的孩子们。过年了，能够穿新衣，戴新帽，能够吃上比平时丰盛得多的食物，这是许多人，不仅是孩子们，都在衷心期待的。由此可以想见，腊月以来对年货的认真准备和采买，与其说是为了祭祀神灵，倒不如说是出于多少满足一下自己口腹之欲的潜在心理。
释放平时聚集的精神疲劳、焦虑和种种心理压力，以获得心灵上哪怕是短暂的解放和愉悦，也是民众渴望过年的一个深刻动因。与所有的过年民俗行事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的娱乐性活动。比如驱儺，本来是面对鬼怪邪魔的一场抗争，有它独特的严肃性紧张性，其所用的假面、衣饰和整个的化妆舞踊，本是为了加强抗争的力度，达到成功驱儺逐祟的目的，然而，这一切却同时成为一种文艺甚至是文娱的演出，驱儺变成了一种有声有色的戏剧，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赏者，都从中获得用其他方式难以得到的精神亢奋和激动。又比如，点燃爆竹，本意在于驱赶“山臊恶鬼”，可是那突发而震耳的巨大响声，不是同时也给燃放者以情绪的振奋和快意的享受吗？于是放爆竹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放烟花，就逐渐演变为一种令人惊喜的游艺和游戏。从这个角度审视过年期间所有的民俗行事，无不能够发现其深层隐含着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心理欲望的内涵。
最能说明过年民俗行事这一性质的例证，无过于正月十五开始的元宵节（古代又称上元）。如果说此前的种种节日行事，均程度不等地含有民众自娱的成份，但因终究要保持祭祀祷祝的肃穆形式而有所拘束，未能让人们彻底放松和充分宣泄积郁的心理能量的话，那么元宵灯节乃是过年期间最后也是最好的一次纵情欢乐、释放能量的机会。中国古来没有西方某些国家那样全民放纵的狂欢节，唯元宵节差堪比拟，不妨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狂欢节。
笔者在《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一书中，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引用了《隋书》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隋朝时元宵节的盛况。那是御史柳彧一篇奏章对当时元宵节的描述，他的用语充满否定意味，目的是要求朝廷对过分热闹的节日活动加以限制：
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凌云，袨服靚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资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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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会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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