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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优质教育是联合国《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目标之一，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有特定的意义指向。2024年12月，“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已经在非遗保护的教育方面探索出一条成功的道路，将通过非遗融入当代生活与可持续发展相互促进的中国实践，持续为优质教育提供内容和资源，不断丰富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教学方法，促进全民终身教育，并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作出突出贡献。
关键词：春节；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可持续发展；优质教育
2024年12月，“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以下简称春节项目）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代表作名录》），该遗产项目的申报材料（包括申报文本、视频、图片、社区知情同意书等）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的决定，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发布。
春节项目使用的申报文本（ICH-02表）是2023年的修订版，该版在表项2中新增了遗产项目对促进可持续发展贡献的部分，要求申报国说明遗产项目对粮食安全、医疗保健、优质教育、性别平等、包容性经济发展、环境的可持续性（包括气候变化）以及和平与社会凝聚力7个方面的贡献，意在鼓励各缔约国参照《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第六章，承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中国政府在春节项目申报文本中选取了优质教育等6个选项。其中，对优质教育的贡献方面做出了如下解释说明：
该遗产项目的相关习俗、知识、技能及其传统传承方式在今天仍然得以积极使用，也为教育体系提供了丰富资源。这种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协作与互补有助于实现全民优质教育。
春节项目申报材料中包含对可持续发展贡献的13份文字材料和11份视频材料（以下简称支持材料），以及70份知情同意书，其中有5份文字支持性材料、4份视频支持性材料和20份知情同意书涉及优质教育。在可持续发展贡献所有选项中，涉及优质教育的材料是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
2.优质教育
材料02、03、04、05、06
另请参阅附件2《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知情同意书》中的第05、07、09、10、14、15、16、17、18、19、42、52、59、61、62、63、64、65、66和67份知情同意书。
为进一步加深对春节列入《代表作名录》重要意义的认识，本文将梳理非遗保护中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优质教育等概念的含义，并从非遗的角度探讨春节对优质教育的重要贡献。
一、非遗保护中的教育概念
（一）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第二条第三款对“保护”这一术语做出了界定：“‘保护’是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教育之所以没有作为一种独立的保护措施提出，是因为在保护非遗的各种措施中，教育的作用几乎无处不在，因而将“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放置在“传承”这一措施中予以着重强调，可以明确体会到教育在非遗传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传承是指社区或群体内的实践者和其他传统传承者，为实现非遗的存续发展，将与非遗相关的实践、技能、知识和理念传授给他人。传承作为一种有意识的行动，是非遗保护的核心措施，如果没有传承，非遗将失去存续力，其他的各项措施都是围绕着传承或有利于传承而展开的。非遗的传承一般都有其传统模式，比如长期追随师父的学徒过程，就在有些项目中被视为传统的、正规的传承方式。当传统的传承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受到削弱甚至被打破，就需要制定保护措施来支持非遗的传承。
非遗的传承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实现的。“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一直被用于传承非遗的知识、技能和实践。例如，传承可能发生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给孩子，作为入门仪式的一部分由师父传给徒弟，或者在或多或少正规的教育环境中由老师传给学生。”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只是两种不同的教育形式，没有伦理价值上的高低之分。不能因非正规教育形式的非标准化，而对其产生质疑和歧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本身就是一种发生在社区内部的非正规教育形式。”显然，教育在非遗保护中不应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不仅指在正规教育环境中由专职教师来进行的教育，而且包括社区认可的传统的传承方式和方法作为非正规教育，后者也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得到认可和尊重，并通过纳入教育计划而得以加强。
正规教育受众面广，知识面宽，规范性强，教学效率高，但一般来说在教学上缺少独特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特色不够鲜明，且相对缺少实践环节，而非正规教育恰恰在这些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从非遗传承者的角度来看，接受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如果能够接受两种形式的教育，将有助于加强社区、群体与社会的联系，往往更有利于其成长。两种教育形式之间无意相互替代，也不应相互替代，协作和互补才是最佳的教育方案。
在《非遗公约》第十四条“教育、宣传和能力培养”中，要求各缔约国应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使非遗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从而明确了教育在非遗保护中的主要任务。除了支持有关社区和群体的具体的教育和培训外，各缔约国还要对公众尤其是向青年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的教育。同时，各缔约国也要为非遗保护，尤其是管理和科研方面提供能力培养活动，促进保护表现非遗所需的自然场所和纪念地点的教育等。《操作指南》第107段专门对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措施进行了详细描述。
可见，在非遗保护中，教育的目标人群可以分为以下四类，即社区和群体中的传承者、开展非遗保护的管理者和研究者、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等爱好者和传播者，以及承担与非遗有关教学任务的教师。无论面向哪一类目标人群开展与非遗有关的教育，都没有必要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这两种教育方式截然区分甚至予以限定，采用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协同互补的方式才是最佳的选择。
（二）可持续发展和优质教育
《非遗公约》强调非遗的重要性，承认非遗是文化多样性的主要源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非遗与可持续发展存在着彼此依存的关系，“如果世界不能走向真正的可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继续面临风险，但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保护，可持续发展将无法实现”。
巴莫曲布嫫曾以2015年9月联合国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这一重要事件为标志，进行了事件史循证研究，详细梳理了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文化政策的演进过程。这为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文化之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内涵、作用和功能提供了详尽明晰的背景材料，下文将循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2030年议程》总共设立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个具体目标，其中可持续发展目标4是“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并下设10个具体目标。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2030年教育行动框架》，是对可持续发展目标4中10个具体目标的全面落实。《2030年议程》虽然没有为文化设定专章，但其“承认自然和文化多样性，认识到所有文化与文明都能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业已成为承认文化特别是非遗贡献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为加强非遗作为可持续发展驱动力和保障的作用，2016年5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非遗公约》缔约国大会第6届会议，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上分别有效地推动可持续发展，且有助于满足和平与安全的需要”，修订了《操作指南》，新增了第六章“在国家层面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王薇对《非遗公约》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及2016年版《操作指南》新增第六章的有关过程进行梳理，认为非遗与可持续发展的融合过程实际上是“文化与发展”国际议程讨论进程的投射，体现出联合国系统对于发展问题及发展观念的不断拓展与深化。
新增的第六章设置了包容性社会发展、包容性经济发展、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和平4个章节，包括15个优先行动领域，其结构与《2030年议程》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存在一定的对照关系。其中，优质教育作为一个优先行动领域，放置在包容性社会发展章节中，与《2030年教育行动框架》不同，此处的优质教育有其特定的意义指向，即其内容主要是围绕《2030年议程》与文化多样性有关的具体目标4.7进行设置的。相关条款主要包括：确保教育体系促进对个人及其社区或群体的尊重；确保非遗尽量充分纳入所有相关学科的教育项目内容；承认传承非遗的方式及创新保护方法的重要性；加强各种教育实践和体系之间的协作和互补；培育科学的研究和调查方法等。但这些条款仍偏重于理念、原则和要求，没有提出更为详细具体的任务清单。
2017年12月在委员会第12届常会上，批准了一项《非遗公约》秘书处与教育部门的合作项目，即“在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计划，因为秘书处认为《非遗公约》第二条关于“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方式开展传承”迄今为止一直被忽视，通过实施这个计划，“可以对实现关于优质教育和终身学习的可持续发展目标4作出重大贡献，因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教育可以成为提高多个学科领域以及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相关性和质量的杠杆”。该计划的实施，标志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引领下，非遗与教育在国际层面开始了深度的合作。
2018年6月《非遗公约》缔约国大会第7次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全面成果框架》（以下简称《全面成果框架》），这是2016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类专家会和2017年6月在成都召开的政府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会议的成果。“制定全面成果框架，是要通过其清晰确定的目标、指标和基准，以及通过以成果为导向的监测系统，用作衡量2003年《公约》在各个层面影响的工具。”《全面成果框架》共设8个专题领域、26个核心指标、86项评估要素，为了使参与《非遗公约》长期监测和评估的各利益相关方能够一致地使用该框架，还制定了一套指导说明。此外，定期报告表格（ICH-10表）也将随之修订，与《全面成果框架》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缔约国将按照《全面成果框架》的指标开展履约工作，进行定期报告。
在《全面成果框架》中，“某些核心指标可用于衡量国家和国际层面在实施《2030年议程》方面取得的进展，然而，其首要目的是为不同利益相关方实施《非遗公约》提供参考和指导，以衡量非遗保护对人类福祉、尊严和创造力可能产生的影响”。《全面成果框架》虽然不是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设立的，但其必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产生互动和叠加效应。在审议《全面成果框架》的会议文件中指出：“应铭记成果框架不应对缔约国施加新的报告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与诸如《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其他报告机制产生协同效应。”
在《全面成果框架》“传承与教育”专题领域中，明确将开展正规和非正规教育、非遗纳入小中学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支持非遗保护3项措施列为核心指标，并建立10个评估依据，这为教育与非遗保护协同发展提供了具体的路径。在相关的指导说明中，还明确指出核心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如针对核心指标5“将非遗及其保护纳入小学和中学教育、包含在相关学科内容中并用于加强非遗相关的教学以及尊重自己和他人非遗的程度”，特别作了如下表述：
本指标是对可持续发展目标4.7的补充，特别是其与促进“肯定文化多样性以及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的教育有关。本指标也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12.8，因其与“可持续发展以及与自然和谐的生活方式”的教育有关，同时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1.4，即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可见，《全面成果框架》实际上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了明确的衔接。通过《全面成果框架》引导缔约国的履约行动，以此加强非遗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2021年《非遗公约》秘书处组织进行了名录机制反思，多国专家在线上参加了一系列会议，并对ICH-02表提出了修改意见。在2023年以前申报列入《代表作名录》的项目，ICH-02表没有要求缔约国明确承认遗产项目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但从2023年ICH-02表修改后，促进非遗与可持续发展相互依存这一主题思想，已经形成了从缔约国申报项目、按照《全面成果框架》开展履约行动、提交定期报告，到委员会对缔约国定期报告进行审议的完整操作链条。由此可见，落实《2030年议程》，非遗顺应可持续发展并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和内生动力，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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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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