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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说故事研究
万建中在《近二十年来中国故事学研究评述》[86]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民间文学领域,各门类的研究均取得很大成绩,而又以故事学研究最为突出。文艺学、文化人类学、类型学、母题学、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历史学等等方法,在故事学研究中都有比较娴熟的运用,产生了一大批令人欣喜的学术成果。刘守华《中国民间传说、故事研究的新进展》[87]表达了相近的意思。
2005年的故事学无疑是近几年来比较兴旺的。康丽《故事类型丛与情节类型:中国巧女故事研究》[88]主要从类型学的角度对475则巧女故事文本进行爬梳分类,创造性地借鉴语言学“语义丛”的核心理念,将“故事类型丛”这一学理性解析贯穿于巧女故事形态结构的考察之中,依照故事文本展示的难题种类、巧女破解难题的方法及其智慧展现之间的关联,将巧女故事分为善处事、善说话和善理解三大类,并在各类归属下分别归纳出十一个故事系列、三十二个情节类型,从而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系统地重新划分和归纳了中国巧女故事的常见类型。《中国巧女故事中的角色类型》[89]则从故事人物的角色类型及其行为特征入手,考察了角色分布与职能转换的规律,试图借助结构分析更好地介入意义探讨。王杰文《中国古代荤笑话中的模式化人物——以<笑林广记>为例》[90]也从故事人物的类型化角度进行了有趣的探讨。
自从顾颉刚开创故事学的“历史演进法”以来，对于传说故事在历史－地理上的流变考察，一直是故事学界经久不衰的研究范式。裴效维《杨家将故事的产生与嬗变》[91]通过大量的文献钩沉，考察了杨家将故事在宋明之间的传承状况，认为杨家将故事是普通民众与民间艺人、进步文人协同合作的结果，作者把杨家将故事的产生、发展划分为奠基期(宋元)、鼎盛期(明清)两个时期。吴光正《佛道争衡与吕洞宾飞剑斩黄龙故事的变迁》[92]从宗教史和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梳理了吕洞宾飞剑斩黄龙故事系统的流变，认为这一故事系统是佛道两教在争衡过程中建构的宗教神话,不仅体现了禅宗心性理论和内丹道教性命双修理论的内在冲突,而且体现了道教丹道理论、佛道话语方式的变迁,这个故事的道教内涵最后由清修变为男女双修并随着其宗教背景的淡化而逐渐世俗化；与此同时，宗教之间的这种冲突与变迁不仅为文学提供了基本的主题和基本的素材，更重要的是为文学提供了表达方式、修辞手段和建构能力。
同类论文还有楼含松《李存孝形象与五代史故事的传播——兼论古代通俗小说的文人化》[93]，曾甘霖《唐前西施形象演变考》[94]，蔡连卫《“杨家将"故事传播情况综述》[95]，王立《试论白蛇传故事的嬗变》[96]，顾希佳《山魈故事的追踪研究：以浙江为例》[97]，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98]，李道和《舜象故事与叶限故事关系考辨》[99]，王兴亚《明洪洞大槐树移民说由来与发展的思考》[100]等。
许多论文还通过故事的情节、主题在当下的发展状况，考察了传统的创造与故事情节的生产等问题。刘锡诚《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101]认为，在近50年来新改编的戏曲中,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创造了避婚求学、草桥结拜、十八相送、祭坟化蝶等情节模式。戏曲、电影给民间传说的生存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梁祝传说的情节固定化了,原来在农民中流传的多种多样的传说，自觉不自觉地向戏曲故事和电影故事靠拢，单一化、模式化了。朱钢《历史英雄的民间传奇——袁崇焕故里调查报告》[102]指出，国家与民众，都会以各自独特的叙述方式，不断地讲述和重构历史。袁崇焕故里乡亲通过有形的袁崇焕纪念园等诸多纪念物，以及无形的口头叙事,使得本已模糊的英雄形象逐渐变得更加清晰,而且越来越血肉丰满。作为村落的群体记忆，英雄最终以文化象征的形式,在民间得以存续。张士闪《山东民间文化背景下的梁祝故事——关于济宁马坡<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的民俗学分析》[103]则从考古文献与地方民俗背景的关系上对同一问题进行了大致相似的解读。张成福《庙会重建中的文化生产——以妙峰山传说为分析个案》[104]阐述了传说生产在庙会重建过程中的舆论功能。孔祥涛《历史与神话：天地会西鲁故事由来及天地会起源》[105]对明清民间教派和帮会创教、起会历史神话中的“昏(君)奸(臣)与功(臣)”故事结构模式进行了探讨,进而用天地会的历史解析其起会历史神话“西鲁故事”的形成过程,力求廓清笼罩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的迷雾。
蒋明智在《论口头流传中的悦城龙母传说》[106]中认为，传说的流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断尾龙祭母的故事类型与其它故事情节不同程度的嫁接,使悦城龙母传说变得更富有世俗生活气息,龙母与五龙子的形象塑造得更为生动感人,是传统农业社会民众生活世界、思想观念的一个侧面反映。
近年来，林继富、王丹扎根于湖北一个土家山寨，着力于民间传承人与故事讲述传统的考察，相继发表了多篇论文，2005年计有《传承的恒固性与演述张力——一人多次讲述一个故事的传承考察》[107]，《信仰与艺术的交辉——长阳都镇湾精怪叙事传统》[108]，《传统共享与文化个性——湖北两个故事村落精怪叙事的调查报告》[109]等，本年度，林继富还完成并通过了博士论文《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传承——以湖北长阳都镇湾土家族故事传承人为例》。
关于传说的传奇特征与历史的真实性。万建中在《民间传说的虚构与真实》[110]中认为，依据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潮的观点,传说实际上是民间群体通过自己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地方历史,却被正统的占主导地位的史学家们拒之于历史的门外。从记忆过去的层面看,传说和历史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一个是“说”出来的,一个是“写”出来的。张勃《历史人物的传说化与传说人物的历史化——从介子推传说谈起》[111]基于相同的观点，以介子推传说为个案，对传说和历史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刘惠萍《在书面与口头传统之间——以敦煌本<舜子变>的口承故事性为探讨对象》[112]利用既有的故事理论以及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分析方法，对敦煌写本《舜子变》进行了形态学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舜子故事一直沿着民间‘口头’和史传‘书面’这两个系统发展着、演变着，而‘书面’与‘口头’这两个系统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往往又会不断地吸收对方的长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从而推动着故事本身不断趋于完善。”
其它相关论文有严梦春《“回回识宝”传说探微》[113]，李源《史志研究可从民间传说中得到启示》[114]，高梓梅《历史人物传说的神异性》[115]，李朝平《人类学透镜下的“怕漏”型故事》[116]等。
比较故事学方面。朱旭强《老獭稚型传说的越南文本研究》[117]通过对越南的两种丁部领传说与中国同型传说的比较研究，试图在赵匡胤、丁部领、朱元璋、努尔哈赤等人的“天子地”传说中寻找其传播关系，虽然最终未有明确的结论，但其文献梳理的功夫还是值得称道的。刘守华《佛经故事传译与中国民间故事的演变》[118]认为，大量印度故事伴随佛教传入中国,蜕化为中国各族民间故事的血肉,或凝炼成精致美妙的母题,或演变为卓然独立的类型,从叙事艺术到哲理内涵都给予中国民间创作和作家文学以深刻有力的影响。研究范式与观点相近的论文有王继平、杨富学《从<慧鸟本生>到<狮子和大雁>——印度佛本生故事影响维吾尔民间文学之一例》[119]，左江《对中韩日三国龟猴题材民间故事的再考察》[120]，李官福《朝鲜民间故事与<百喻经>之关联探微》[121]，李慎成、张鹤松《韩国<孝子里>和中国<义虎记>故事比较研究》[122]，顾希佳《中韩“烈不烈女”传说比较研究》[123]，贾平《中日“怪异儿”故事比较——以中国<豆囝>、<枣孩>与日本<桃太郎>为例》[124]，李昂《不同民族交相辉映的爱情颂歌——<罗米欧与朱丽叶>与<梁山伯与祝英台>之比较》[125]，刘守华《跨国选编中韩日故事合集的启示》[126]。
谢谦《白蛇传:民间传说的三教演绎》[127]则重在传说故事与宗教演绎的关系，文章指出，西湖的白蛇故事原是明代民间传言,源自古代中国一种普遍的迷信,即蛇能幻化为人作祟于人,后经道、佛、儒三教演绎,成为以拯救、超度为主题的宗教伦理劝世文学。今人推陈出新,赋以其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反封建主题,则是现代观念的演绎,与古代民间白蛇传说大异其趣。现代艺术演绎不一定忠实古代民间传说原型,但两者之间有明显的不同,不应该混为一谈,否则就是一种观念上的误导。而这种以今律古、以今释古的误导,在古代民间传说的现代演绎与古典文学的现代阐释中,比比皆是,导致现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极大的误解。
原型和母题的研究在故事学中也正方兴未艾。杨朴《“女爱男”神话原型的变体——满族民间故事的结构论研究 》[128]指出，满族民间故事凡涉及到爱情主题的,大都表现出“女爱男”的原型。满族民间爱情故事极为丰富,但无论什么类型,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型却是共同的,其实,它们是以不同的类型讲述着同一个原型故事,它们的基本叙述结构都来源于神话原型和原始性爱巫术仪式。杨天舒、唐均《林黛玉形象与中国民间文学中的“下凡—归仙”母题》[129]，着重从《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世外仙姝”这一形象的性质入手,考察她与民间文学中流传的神女传说之间的深切历史渊源。从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女、女巫、羽人,到林黛玉这一寄托着曹雪芹对理想彼岸的期望的纯美形象,其中蕴涵的“下凡-归仙”母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化和意象化过程。
刘红《悖离:四大传说悲剧结局的一种阐释》[130]认为，中国四大传说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内在关系颇为相似,那就是:1 男女主人公社会地位不平等,女富男贫；2 男女主人公角色错位,女方一反传统,主动追求,如白娘子之追求许仙,祝英台暗示梁山伯等；3 性格上女强男弱。这三方面都表现了与当时民众观念的相悖。四大传说的婚姻形态与民间文学中以团圆为结局的其他婚恋故事不同,与民众传统的婚姻观念更有着鲜明的距离,所以其悲剧结局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民众对与现行道德相悖的婚姻形态持否定态度的反映。（按：此论看似有理，实不足信。“四大”之说，并非古有，所谓“四大传说”及其反封建主题，是今人对众多传说的选择和改装，文中所论，尽是今人思想，难以用来说明古人。）
探讨传说故事与民间观念、信仰之间的关系，是故事学与人类学共同关心的话题。这方面的成果有如：林继富《从传说到信仰——西藏关羽信仰的演化脉络》[131]，刁统菊、李然《庙会、传说与历史——对费县龙王堂庙会的调查与思考》[132]，祁广谋《越南民间传说<媚珠—仲始>解读——兼论越族先民的审美崇尚和生态观念》[133]，白俊奎、蒋如洲《渝东南酉水流域民间文学中的龙崇拜与龙征服研究》[134]，李昕《回族民间传说中祈雨事象的文化释义》[135]，田青《“满盖”的意象与鄂伦春民间故事的文化氛围》[136]，白俊奎《畏惧与崇拜——从后溪镇土家族民间文学看白虎神崇拜》[137]，张爱萍《湖州地区民间蚕神故事及蚕神信仰》[138]，杨艳梅、杨雪《东北民间故事中的“因果业报”模式简析》[139]，汪文学《民间文学中的父子疏离现象解读》[140]，张式弘《张五郎传说述评》[141]。
对于作品主题以及人物形象的哲学和社会学分析，仍然是许多学者常用的方法。如卫才华《民间工艺传说的审美思考》[142]，杨宝康《佤族民间故事中的女性形象探析》[143]，王海《试论黎族民间故事中的道德传扬》[144]，凌春辉《论壮族民间传说的道德意蕴及其现代价值》[145]郑春元《伍家沟民间故事所揭示的国人的劣根性》[146]，《伍家沟村民间故事中的家庭伦理》[147]，张冠华《民间故事告诉我们:还是穷了好——试说中国民间故事的负面影响》[148]等。陈丽琴《论京族民间爱情故事及其审美意蕴》[149]则兼用了主题分析与类型分析，把京族爱情故事分为三种类型:私奔型、自由结合型、女子主动出击型。相近的论文还有轩蕾《论昭君故事的三重叙述模式与审美体系》[150]，丛亚平《俄罗斯民间故事的文化意蕴》[151]等。
2005年有两篇关于都市传说的论文值得关注，张敦福《都市传说初探》[152]、王杰文《乘车出行的幽灵——关于“现代都市传说”与“反传说”》[153]。张敦福概要地介绍了欧美国家对于都市传说的研究，探讨了类型、结构与叙事生活史，以及从口头到网络的传播问题。王杰文主要是从民俗学的角度对“乘车出行的幽灵”这一类型故事进行了文化分析，认为该类型故事实质上表达了人们对于横死这一死亡形式的恐惧，王杰文的精彩处集中在论文后半部分对于“反传说”的界定，作者在对现代都市人群“反传统”讲述行为分析后认为：“现代都市传说已经接受来自民间笑话的结构性影响，倾斜的叙事结构与令人惊奇的高潮性结尾创造了另一种叙事类型——‘反传说’（传说的笑话化）”。
从故事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看，2005年民间文学界争议最大的论文之一是施爱东的《民间故事的记忆与重构——故事记忆的重复再现实验及其数据分析》[154]，作者对43名大学生实施了一次故事记忆的重复再现实验，并通过实验得出了许多有趣的结论，认为民间故事的记忆之误与重构的完整性要求是故事嫁接发生的重要机制，而重构的素材主要不是来源于创造性的发明，而是来源于故事讲述者既有的故事认知结构。以刘宗迪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对此文所使用的方法提出质疑，比如：作为大学生的被试是否具有代表性？实验过程是否预设了结果？实验与现实生活是否具有同一性？口头传播与实验记录的差异是否影响实验结果的客观性？所有疑问最后归结到一个中心问题：自然科学的方法能否应用于人文科学？施爱东认为所有科学哲学的方法都能应用于人文学科，而刘宗迪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为此，刘宗迪、吕微、施爱东等人在《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学术网站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先后有大批网友参与其中。网友们戏称这次论争为“石榴（施刘）之争”。论争的过程随后被整理为《两种文化：田野是“实验场”还是“我们的生活本身”？》[155]正式发表。
施爱东引起大量争议的另一篇论文是《故事的无序生长与最优策略——以梁祝故事结尾的生长方式为例》[156]，此文同样主要是利用自然科学的统计分析与优化策略作为研究进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故事学中的应用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祝秀丽《重释民间故事的重复律》[157]甚至使用了公式符号对叙事的重复规律进行了模式化处理，这篇论文中不仅大量出现公式、图表，而且借鉴了诸如“聚合”、“轴线”、“坐标”等自然科学的专有名词对叙事结构进行分析说明，从而总结出一系列有规律重复叙事的结构模式，进而指出，“重复律不是约束表演者的机械化模式，而是一种形式多样的程式化叙事成分。它作为口头传统的一种资源，为表演者流畅表达提供了记忆武库。通过表演者精彩非凡的记忆和适应情境的才能，重复律赋予故事以和谐而灵活的叙事的丰富性。”
其它一些故事学方面的论文还有尼玛卓玛《西藏民间故事比较研究》[158]，阿丽亚·吉力力《乌孜别克族民间故事的叙事特征》[159]，崔蕾《童话的东方与东方的童话》[160]，许振波《浅析中国社会转型期"民间段子"的研究价值》[161]等。
2005年的故事学专著主要有朗净《董永故事的展演及其文化结构》[162]，蔡春华《现世与想象——民间故事中的日本人》[163]。朗著骨子里面使用的仍是顾颉刚的“历史演进法”，但作者声明同时借鉴了西方的表演理论和文化结构理论进入研究(按：这在操作上是有些困难的，顾颉刚的历史演进法与这些西方理论很难融洽)，作者把董永故事的流变划分为雏形期、渐变期、转型期、重铸期四个阶段，地理流布则勾勒出从山东博兴到江苏丹阳、湖北孝感，再到广西、云南等数条流变路线，作者在论述中着重关注了故事传播过程中民间、官方、知识分子三方对于故事的改造和利用。还讨论了董永故事与牛郎织女故事的合成，但这主要是一个形态学的问题，作为一本历时性研究的专著，很难就此深入展开。蔡著是“人文日本新书”中的一本，译介了一批在日本民间广泛流传的传说故事，并通过对于这些故事的文化解析，为我们展示日本文化与日本民族多姿多彩的一面。
董大中《董永新论》[164]主要是站在地方精英的立场，以流行在山西西南部(古河东地区)富有地区特色的民间传说、民俗故事、地名来历等地方性知识为依据，运用文化人类学、神话—原型批评以及符号学等一批新兴理论，提出，现万荣县小淮村(古汾阴县上孝村)实为董永传说的原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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