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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2005年民间文学研究综述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5-11-03 | 点击数:24510
 
四.史诗及长篇叙事诗研究
关于史诗传播、传承的语境以及传播主体的研究,是近年来史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巴莫曲布嫫《克智与勒俄:口头论辩中的史诗演述》[165]是2005年受到较多关注的长篇论文。文中所论的 “克智”(kenre)是大小凉山一种口头论辩活动,论辩中有丰富的史诗知识的考量,这种特定语境中的史诗演述则因种种原因为过去的学者所忽视,它导致的弊端之一就是民间叙事传统的“格式化”及其对相关学术阐释的负面影响。该文探讨了彝族史诗传统“勒俄”(hnewo)与口头论辩及其他口头文类、口头表达技艺之间的内在关联,试图立足于本土口头传统的历史传承,说明在民俗生活中嵌入口头论辩的史诗表演传统及其仪式化叙事语境(婚礼、葬礼与送灵),以描述口头论辩的基本言语方式,阐释建立在一种双向对话关系之中的史诗演述的实践过程,进而追踪两代史诗演述群体的主体角色和现实状态,以讨论演述人的传承问题与史诗异文之间的学理关联。作者通过长期的调查与详细的论述,得出结论说:“克智论辩的兴起和传承,在客观上激活了史诗演述的口头传播和动态接受,使这些史诗传承人脱离了各种文本的制约而走向面对面的社群,融入民俗生活的文化情境中,并在特定的竞争机制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口头创编能力与表演艺术,从而也促进了史诗传统的长期流布和动态发展。”关于史诗演述语境方面的研究还有徐斌《格萨尔史诗图像在仪式中的使用及其文化认识》[166]等。
关于史诗传播的研究。李连荣《<格萨尔>史诗在西藏的传播特点》[167]指出,随着西藏南北生产生活模式的明显差异,演唱形式的《格萨尔》史诗只流传和分布在北部牧区地带,而南部农区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则很少有史诗的演唱形式。李连荣通过追踪分析史诗中“董”氏部落与敦煌藏文文献中记载的相关部落的传说历史,结合西藏民歌演唱传统与《格萨尔》史诗演唱传统的特点,认为北部游牧部落的民歌传统更接近史诗的演唱特点,而且这种接近看起来与史诗最早传承的部落文化有密切关系。因而《格萨尔》史诗在西藏的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了鲜明的地方文化差异,史诗的传承和传播形式受限于地区部落文化传统的影响。丹曲《论藏传佛教寺院在传播<格萨尔>中的作用——达那寺及其格萨尔文物馆藏》[168]则把寺院作为一个重要的传播者加以研究,作者认为不仅佛教思想在《格萨尔》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同时藏传佛教寺院对《格萨尔》的保护和传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以达那寺为例,就藏传佛教寺院在史诗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展开讨论。作者认为,在史诗《格萨尔》的流传过程中,藏传佛教寺院发挥了传唱、收藏、撰写、研究、收集格萨尔文物等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韩喜玉《藏族<格萨尔>外向传播原因初探》[169]等。
近年来由于帕里-洛德理论的引入,口头诗学也成为史诗研究中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高荷红《满族神歌仪式的程式化》[170]满族神歌是歌、舞、乐为一体的民间艺术形式,在萨满祭祀的过程中,神歌的演唱是程式化的,而祭祀仪式因其特殊性也有仪式化特征。在家祭和放大神过程中,仪式化非常明显,而且萨满在野祭时的舞蹈也别具特色。胡立耘《史诗的文本分析——以彝族史诗<梅葛>为视点》[171]通过对彝族史诗《梅葛》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本的异同及文本回流影响的分析,比较了口头流传的史诗与以书面文本流传的文本化史诗的功能的异同,进而指出在史诗展演与流传的口头程式中,是内在文法,而非书面文本的规范性在起决定作用。马都尕吉《论<格萨尔>的程式化结构特点及其传承规律》[172]应用口头诗学中“程式”和“主题”概念,以《格萨尔》整体结构、分部本结构、唱词结构、叙唱语言和曲调五个方面进行了程式化解析,阐述了艺人如何利用“程式”和“主题”创作与传承史诗;说明了史诗程式化的特点为艺人的即兴创作与记忆提供的便利。罗钊《<阿诗玛>语词程式研究》[173]则以撒尼(彝族支系)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的某些特定词句为样例,借助口头程式理论及叙事学的分析,讨论了民间叙事诗的口头传承特征。
仁钦道尔吉《论抢婚型英雄史诗》[174]对史诗进行了类型研究。作者认为抢婚型英雄史诗的基本情节框架大多数都有一种固定的母题系列,这个母题系列由一批基本母题所组成,而且各个母题都有一定的排列顺序。我国史诗较多地保留了古老的抢婚情节,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的氏族外抢婚制度,丰富了世界史诗宝库,为研究古代社会及其婚姻制度提供了罕见的口碑资料。
对杰出史诗艺人的追踪调查与研究是史诗研究中可以不断翻新内容的老课题,其必要性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尤其显得迫切。这方面的论文有杨恩洪《史诗<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抢救与保护》[175]郭建勋<格萨尔>说唱艺人阿尼生存现状调查》[176],诺日仁青《我国演唱<格萨尔>部数最多的人》[177],王国明《著名土族<格萨尔>说唱艺人王永福》[178],热依汗·卡德尔《和田墨玉县维吾尔达斯坦奇及演唱方式》[179]黄中祥哈萨克族巴克思在其民间文学传承中的作用》[180]孙明光《活形态史诗的档案连接——兼评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记忆之谜[181]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奇的表演和史诗的戏剧化特征》[182]
2005年还有一篇史诗研究者的评述文章,张晓华《阿地里·居玛吐尔地:魂牵梦绕<玛纳斯>》[183]
对于史诗在汉民族中不发达原因的分析。彭恒礼、杨树喆《史诗之谜与族群记忆——汉民族没有史诗的深层原因探析》[184]认为,史诗的形成与族群的早期历史密切相关,族群记忆的多元化和以书写记忆为主的存储方式,以及汉族知识分子对民间口头记忆的消解和重构是导致汉族族群未能形成史诗的主要原因。杨兴华《史诗阙如与文化垄断》[185]进一步指出,汉民族没有发育出典型的民族史诗,关键在于官方文化垄断使叙史歌谣丧失了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民间自由说唱这一文化环境。而文化垄断背景下的叙史散文化倾向,更使得叙史歌谣离史诗的距离越来越远。于是,作为文化垄断的直接后果,史诗最终与华夏文学无缘。王青《上古汉族讲唱艺术不发达原因新探——论声调语言对叙事长诗的制约》[186]则从形式研究的角度,通过与印欧语系诸民族及汉藏语系中藏族、傣族讲唱艺术的比较,探讨了汉族早期缺少讲唱叙事长诗的原因。作者认为,鼓励流动的文化环境、便于携带与伴奏的乐器、无声调(或声调产生之前)的语言等因素是促使长篇讲唱叙事诗诞生的原生条件;外来文化的刺激,则是讲唱叙事长诗产生的次生条件。声调语言对演唱叙事长诗的制约作用,正是汉族讲唱叙事诗缺少、戏剧艺术晚出的关键原因。(按:这一结论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一则藏语和傣语都是有声调的[187];二则壮族、苗族、彝族乃至彝语支民族的语言大都为“声调语言”,其中有的方言或土语有着比汉语更为复杂的声调系统,但这些民族的史诗和叙事长诗却异常发达。不过,作者在论文第三部分中,特别选取藏族与傣族的个案,对此进行了反质疑。)
2005年史诗的比较研究中,陈岗龙《东蒙古本子故事表演中的汉族说书赋赞和戏曲影响——以护背旗、虎头靴、绣龙蟒袍为例》[188]是一篇出色的论文,作者通过对东蒙古本子中的一些细节描绘与汉族说书文本的对比分析,认为蒙古本子故事的表演传统是在蒙古英雄史诗口头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但在形成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汉族说书口头传统和戏曲表演传统的影响。蒙古本子故事表演文本的英雄整装披甲母题的程式化诗歌段落或者套语和汉族说书赋赞之间具有对应的关联,并且和汉族戏曲表演传统之间潜在着一种发生学关系。东蒙古本子故事中所讲述的是中原王朝的兴衰史,它是民间式的想像和建构,而演绎中原王朝历史的英雄主人公的形象和符号特征则是通过汉族说书口头传统、绣像话本插图和可能的戏曲表演等途径,用汉族民众戏曲表演的形象叙事手法塑造出来的。汉族说书口头传统是蒙古本子故事表演传统和汉族戏曲表演传统之间产生关联的重要中介。
同类论文还有乌日古木勒《蒙古—突厥史诗英雄与骏马同时诞生母题的比较研究》[189],斯钦巴图《图瓦<克孜尔>与蒙古<格斯尔>的比较研究》[190],洛边木果《各地彝区支格阿鲁及其文学流传情况比较》[191],熊黎明《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叙事结构比较》[192]张彬《东西方民族的英雄颂歌——<伊利亚特>与<格萨尔王>比较》[193]
对于史诗文本中所蕴涵的各种观念形态及文化象征的分析,依然是最为常见的研究范式。这方面的论文有丹曲《试论灵魂寄存观念在藏族史诗创作中的作用》[194]王颖超《史诗<江格尔>中的马及其文化阐释》[195]乌日古木勒《蒙古史诗英雄死而复生母题与萨满入巫仪式》[196]斯钦巴图<那仁汗克布恩>史诗隐喻结构分析——蒙古史诗双重结构和意义转换中一些母题的作用》[197]梁莉莉《试析藏族民间叙事诗<拉萨怨>的时间观念》[198]阿布都外力·克热木《浅谈维吾尔爱情叙事诗中“殉情母题”及其文化内涵——以尼扎里爱情叙事诗为例》[199]李红梅《试析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蕴含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200],仁欠卓玛《试析<格萨尔王传>中的部落联盟现象》[201],石朝江《苗族史诗中的哲学社会思想萌芽》[202],陈强《浅论<格萨尔王>谚语的民族特质》[203],里太吉《<格萨尔>谚语分类小议》[204]陈永香《对彝族史诗<梅葛>神话原型的分析》[205],郭燕《珠牡、仙鹤及<格萨尔>》[206]韩伟在2005年发表了数篇关于《格萨尔》的论文。《<格萨尔>史诗原型的独特内涵》[207]借鉴了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分析了《格萨尔》史诗典型性文本中所沉潜的文学原型,认为其原型具有原始性、英雄崇拜、部族意识等内涵,这一内涵的存在凸显了史诗的本真价值。另外还有《<格萨尔>母题研究》[208]、《<格萨尔>史诗原始特征》[209]《<格萨尔>史诗幻变母题研究》[210]等篇,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西方史诗或故事学理论,展开了对《格萨尔》的文化分析。
其它史诗研究与介绍方面的论文还有平措《刍议<格萨尔>部名上的“宗”》[211]王海《黎族民间长诗辨析》[212],管鹏《瑶族民间的神秘古歌》[213],洛边木果《贵州地区彝族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研究》[214],邓亚雄《<伊利亚特>中的史诗明喻及其影响》[215]赵蕾莲《<尼伯龙根之歌>——一部伴随德国历史沉浮的中世纪英雄史诗》[216],王兴先《史诗与民族学研究》[2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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