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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2005年民间文学研究综述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5-11-03 | 点击数:24509
 
八.若干问题与简短评述
2005年的民间文学研究成绩相对于前些年有了明显的进步。一大批接受过正规学院教育的青年学者正逐渐长成,西方民间诗学、口头诗学,以及表演、语境、传播等方面的前沿理论与方法逐渐在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中得到创造性的应用,但是,民间文学研究中长期形成的积弱因素依然盛行。本文拟对此做一简短的评析。
吕微在2002年《民间文学研究综述》[368]中提到,“学科传统的薄弱是导致大量‘学术随意’的原因之一,因为在非专业的兴之所至的引导下,研究者首先考虑的不是继承学术传统,而是‘截断众流’和自抒胸臆,从而生产了大量过眼云烟的意见,而不是可积累的知识,于是求新的良好愿望却事与愿违地导致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这些论断用来评析2005年的民间文学研究,仍然合理。
严谨的学术工作首先必须做到材料可靠、论证合理,学者之间可以在共同知识的背景下互相进行评析、相互呼应。但是,在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界,要做到这一点具有相当的困难。
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占有极大份量的人文学科,许多地方精英或地方学者由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科学训练,加之地方观念比较浓厚,经常有意误用地方文献或者使用偶然获取的田野资料来建构所谓的“地方传统”,这样,非同一地区的学者或者学院派的研究者由于缺乏该地的地方性知识,或者田野调查中“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彼此没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因而无法对这些“成果”提出意见、做出学术评判,导致大部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论文处于“自言自语”的状态。
学术如果不能展开对话,也就意味着无法进行同行间的学术监督。没有监督的“学术”是一种放任自流的“学术”,没有评判标准、没有交流机制,能“公开发表”就是最终的胜利。于是,学术刊物的编辑成了学术成就的最终裁定者。而这正合了当今教育部对中国各高等院校进行学术成果“量化管理”的要求,于是,大批没有受过民间文学或民俗学专业训练的所谓“民俗学家”,纷纷提笔撰写民间文化方面的“学术论文”。这种低水平的“数量”追求导致了大量的重复论证,以及没有任何学术含量的,甚至是胡乱联系的“学术垃圾”。
学术垃圾的大量增长,导致大面积的鱼目混珠,不仅没能使学术研究更加繁荣,反而大大地增加了负责任的学者们的学术负担。在学术研究中,对于别人已有的相关成果,不参考不阅读是不严肃的,而大量阅读的结果,却往往毫无收获。这种状况既浪费国家资源,又浪费学者时间。
此外,写作不规范也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大弊病。许多学者往往以“田野资料”没有明确的学术规范为借口,在使用资料时只作“客观描述”,不注资料来源,或者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甚至有些学者在引用传统文献资料时也有意忽略注释规范。比如,有学者大量引用“中山大学民俗学小丛书”,却只注书名和出版年代,不注具体页码。做学术史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些引文用的是叶春生主编的《典藏民俗学丛书》[369],而论文作者却试图绕开叶编丛书,结果弄巧成拙。在论文写作中,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口头资料,都应实事求是地注明自己“实见资料”的出处,这是学术研究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但在民间文学界,这种打破游戏规则的现象却处处可见。
民间文学研究长期以来长于资料而疏于论证。现阶段的论文写作,尤其是各层次的学位论文写作中,静态的“资料”与动态的“论述”之间,存在严重脱节的现象。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对于人类学研究方式的盲目模仿上,许多论文每一开篇,就是千篇一律不厌其详地交待调查地的“自然与人文背景”,而这些静态的背景材料与所论述的话题可能完全没有逻辑关系。在民间文学研究中,具体演述过程中的“语境”交待往往更富有意义,这种语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与具体演述过程共生的,但是,许多学者却完全不懂得顾及民间文学动态语境的特殊性,而只是简单地模仿人类学的写作方法,把调查地的静态背景材料大段大段地抄写一通。
论文首先必须提出“问题”,材料必须为解决问题而服务。如果罗列的材料不具备这一功能,这种罗列就是失败的,这样的材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死材料”。这是中学生做议论文都应该明白的道理,但在民间文学领域,却屡见不鲜这样的论文:读者读了半天,还不知道作者想提出和解决什么问题;读罢全文,也不清楚那些大篇幅的背景资料在论述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理论的混用则是许多所谓“学院派”学者常犯的毛病。有些学者在论文中旁征博引,迭用各种时尚理论,大凡什么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稍与论题相关的,全都堆在一块使用。这种论文表面看起来学思宏富,其实多数不经推敲。
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有其生产的背景,以及想要解决的问题,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一种理论在一个问题中能否被使用,是需要认真加以考察的,并不是信手拈来,都能适用。举个例子,假设理论A和理论B都是关于艺术审美的。理论A基于造型的考虑,认为某茶杯的杯盖是美丽的,而杯体是丑陋的;理论B基于色彩的考虑,却认为杯盖是丑陋的,而杯体是美丽的。于是,甲写一篇论文,根据理论A,杯盖是美丽的,根据理论B,杯体是美丽的,所以,茶杯是美丽的。反过来,乙也可以写一篇论文,根据理论A,杯体是丑陋的,根据理论B,杯盖是丑陋的,所以,茶杯是丑陋的。
同样,我们还可以假设基于经济角度的理论C以及基于材料角度的理论D的存在,等等。如果不同的理论可以各取所需地随便混用,那么,我们只需要借助几本简介性质的理论辞典或者名家名言语录,就可以轻松地进入学术研究了,但是,这种所谓的研究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许多民间文学领域的论文一看即知作者的知识结构存在问题,尤其是体现在民间文学与其它兄弟学科的交叉领域中。比如,关于梁祝传说,是一个涉及现当代口承文艺与古代笔记小说的交叉地带,每当民间文学工作者涉及到梁祝传说的历史起源问题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言之凿凿地引用《金楼子》、《会稽异闻》、《宣室志》诸文献中的相关条目。然而,只要是稍有书目文献常识的人,都会去查一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者历代的图书著录,然后就会发现,所谓《金楼子》等书中的条目全不可靠。如李剑国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早就指出,“祝英台:清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六《祝英台》引《宣室志》……按:《宣室志》不载此。梁氏所引係转征他书,而陈校疑亦据他书。前已言,《宣室志》所载皆唐事,祝英台事……自不应载于本书。” [370]可见,这些问题在古代文学领域早已得到解决,但在民间文学界却鲜为人知。
当然,以上所述民间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正如吕微在2002年综述中所指出的问题到今天依然存在一样,若干年后再做民间文学研究综述时,我们将会发现,上面谈到的种种问题,在将来的很长时间内,仍然还是问题。

注释:
 
[1]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
[2] 《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05期。
[3] 本文分上、下两篇,分别载于载于《民俗学刊》(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遗产研究中心主办)第八辑,澳门出版社2005年6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办)第九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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