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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继往开来重“追踪”
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说法及其保护工作对我们而言是新鲜事，但相关的文化调查与保护等工作我们并不陌生。建国以后，我们有几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有几位学者都提出：21世纪开始的这次“非物质文化”概念下的调查工作，应该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做好“追踪调查”并有所突破，即现在标题中所列的“继往开来”。纳入到这一标题下的文章可以再细分成两类：一是强调追踪理念的，二是提供追踪个案的。
1．强调追踪理念
刘锡诚在《民间文学调查的理念和方法》报告中，一再强调：“21世纪这次调查，对于民间文学来说应该是一个跟踪式调查。”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民间文学普查，单民间故事就记录有180亿字。现在做民间文学研究，主要依据这三套书：一套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主要是少数民族的资料；第二套台湾出版的王秋桂等主持的《中国民间故事全集》40卷；第三套是“十套文艺集成”中钟敬文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民间谚语集成》。这次调查要注意民间文学领域对20年来的生活变化有哪些反映，还要争取在以前调查的基础上做得更规范一些。在强调“追踪”意识的同时，刘锡诚还强调要采取参与观察法，要有充足的调查时间熟悉对方，努力把被采访者变成自己人，为讲述者营造一个舒畅的讲述环境。最后，还必须记录文本，文本是民间文学的第二生命。在整个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高科技设备进行多手段记录、整理与保管等，以后最好能建立资料馆登记保存。尽量做到重耕耘也问收获。
刘魁立以《田野作业的案头准备》为题，主要谈了两点案头准备：第一，要了解“你调查的对象是个什么东西”，“第二，就是如何对你的调查对象进行操作”。这就需要对调查对象做同类研究的学术史追踪和调查设计的准备。有了必要的学术史追踪梳理，才会知晓前人已做过哪些工作，自己的立足点和突破点在哪里等等，真正做到继往开来。在具体的操作设计中要对调查目的、拟解决问题、调查方法和日程安排等做详细规划。这些案头工作的难度和需要花费的时间等应该超过田野工作本身。“真正做好了调查之前的案头工作，你才能够使你的调查获得最大的成效”。联系到当前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刘魁立认为：“没有深入的研究，就没有真正意义的保护；而研究，正是从田野作业开始的。”
在张庆善的讲话中，可以将强调追踪的理念变通理解成吸取“前车之鉴”。他提到，在上世纪80年代，在文物保护方面，比如，对北京恭王府进行维修保护时，出现了“修复性破坏”的现象。在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要防止这种“保护性破坏”现象的发生。要有与时俱进的观念，充分利用高科技，做好田野调查。既要有文字、图片记录，还要记录录音录像资料。
上述几人对追踪理念的强调主要体现在后人对前人相关做法的追踪关注，宋兆麟在《非物质文化普查之我见》中则是强调同一个人对同一对象反复多次的持续追踪[2]。作者结合自己丰富的田野考察经历及追踪调查而得的新收获，有力地证明了田野考察中“追踪”的必要。他是在对摩梭人做第七次田野调查时，才从摩梭人巫师手上发现一种用象形文字抄写的卜书，从而改变了此前“摩梭人没有文字”的说法。对追踪调查的重视，是调查者的认识过程、把握能力，调查对象与环境的多变等复杂因素综合决定的。作者将自己的调查经验汇成五个方面：(一)事先必有准备，特别是业务准备；(二)调查地点要选择准确，一定要有代表性，即文化内涵要丰富；(三)调查时间应长一点，切勿走马观花：(四)要利用各种手段，尽量搜集资料；(五)田野调查安全系数低，一定注意安全，防止意外事故。田野调查还只是研究的开始，需要在田野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研究，进行理论提升，完成有关学术成果。就非物质文化普查问题，宋兆麟首先论述了普查的重要性：（一）摸清家底；（二）从家底中权衡轻重缓急，分出等级；（三）在普查中还会有新发现。普查的成果形式主要有三种，即文本资料、影像资料和实物标本。每种资料都要规范完备，统一主题，可以综合使用多种资源。除了做调查报告外，有些专题还可以编写口述史。
2．提供追踪“个案”
江帆提供了追踪研究做的比较成功的个案，她以《走进文化持有者的真实世界——对著名民间故事家谭振山20年追踪研究的田野感言》为题，感性地回顾了20年来她与故事家谭振山之间如何围绕“讲故事”活动而一步步建立起拟亲属的信任关系，比如，在称谓上，表现为由泛称的“谭大爷”转变为类亲属排行的“老叔”；在故事内容上，“老叔”抛开顾虑讲述狐仙等鬼怪故事，还主动提出讲荤故事等，无保留地打开自己的“故事篓子”。江帆根据自己追踪研究的田野实践，分析了民间讲述者的知识构架、讲述情境对叙事文本的作用与影响；民间口头叙事的即时性与创造性特点及其关系；以及对有代表性的民间叙事传承人进行长期追踪研究的学术意义。指出：调查者在田野中遭遇的从来不可能是冠以“普通价值”的故事，只能是体现讲述者知识的个性化和地方化的叙事体。如果说讲述者的知识构架是通过故事讲述展开和伸张的，那么，每一个讲述者提供的文本都可以视为一个“地方性知识”的范本。民间讲述者在讲述中传达的并非只是文本的内容，讲述过程还附加着许多与文本相关的特殊意义，只有走进文化持有者的真实世界并对其讲述的文本进行田野还原，田野工作的科学性才能得到保证，同样，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文本诠释与研究也才是有效的。在田野调查中，最好的“工具”永远是调查者本人。调查者在工作中一定要遵循学术伦理，给对方足够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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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2007-11-12 11:1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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