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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风俗习尚的勘测、探索
风俗、习尚，本身当然是一种民族文化——不能缺少的民族文化。而它的疆界又是相当广阔的；在人群各种社会文化活动里，差不多都有它的踪迹存在。生产作业，有它的风俗、习尚；生活起居，有它的风俗、习尚；各种社会组织有它的风俗、习尚；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各种意识形态的活动，也有相关的风俗、习尚——总之，风俗。习尚是伴随着各种社会事物和活动的存在而存在，随着它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它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古人说：“入竞（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这说明那些到处存在的风俗，不但本国、本地有，别国、别地一样也有。它的严厉的拘束力，不但本国、本乡的人要遵守它，别国、别乡的人到了那里也非得遵守它不可。否则，要闹笑话或坏事了。
因此，一般的民族通史，特别是民族文化史，决不能疏忽了这方面的史实。至于像民族志、民族学和民俗志、民俗学等学问，正是以它为重要内容的，在那里，它的被郑重记述，被论究，就更属当然的事情了。
从考古学的资料看，在我国这片广大土地上很早就有人群居住了。有人类生活，自然就要产生和保持着一定的风俗、习尚，尽管跟后代的比较起来，它是很不同的。从文献上看先秦书籍里，已经有不少古俗的记录，连关于风俗（特别是人与人交际的仪礼之类）的思考、概括的言论也有了，虽然大都是断片的。汉代是我国武功文治发达的时代，对民族重要文化之一的风俗现象的记录、评论的著作也出现了。例如东汉思想家王充，他是民间信仰、习俗的批判者，但他也是这方面资料的保存者。到了东汉末，专门述评风俗的著作也出来了。那就是应劭的《风俗通义》（后代简称《风俗通》）。至于两汉时期的正史（如《史记》、《汉书》）、地方史（如《蜀王本纪》、《吴越春秋》）等著作，其中包含了一定分量的民俗资料就不用细说了。
汉代以后，风俗的专著陆续出现。如晋周处的《阳羡风土记》（或简称《风土记》）、梁宗?的《荆楚岁时记》以及隋杜台卿的《玉烛宝典》等。南宋、元初，关于汴京、杭州的朝野风俗，竟产生了几部专著（其中有的篇幅是比较短小的），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及《武林旧事》，都是我国风俗史及风俗学史上的贵重著作，即在世界风俗史文献里也是占有相当位置的。明清以来，风俗志一类专著 不断涌现，其记述对象且由国内扩展到国外了。
到了近代，国内外交通比较畅达，民主思想抬头和欧。 美、日本等有关学术的输入和刺激，以及文字发表、印刷的便利等原因，使我国这方面的著述，时相当活跃。但也 多限于材料记录（一般还是零碎的记录），理论、探究及比较系统的著作还未出现。1911年末，张亮采发表了他编著的《中国风俗史》。这是中国风俗有史以来的第一部著作，虽然篇幅不大（220页）、观点也有可以商酌的地方。但因它出版较早，且具有一定系统，所以颇值得注意。现在试看看我国这位风俗史的首创者的一些意见。他说：
至于人类，则渐有群；而其群之多数人性情、嗜好、言语、习惯，常以履月经年，不知不觉，相演相嬗，成为一种之风俗。而入其风俗者，必不免于为所熏染而难出其界限之外。记日：“礼从宜，事从俗。” 谓如是则便，非是则不便也。（引自《中国风俗史?序例》，商条印书馆，1912）
这些话，对于一般风俗、习尚的形成过程及风俗对人们的拘束力的解说，大体上是妥当的。过去长时期封建社会里，士大夫们惯于用圣人、帝王风化、政教的观点去解说和规范风俗，比较起来，张氏的说法已经稍近于科学了。
从民俗文化学的要求看，张氏的话只是从旧风俗观到新风俗观的一只渡船，或者说是一曲前奏。“五四”运动的前一年，也是新文学运动的后一年，北大歌谣征集处的搜集和发表歌谣，是关于民俗文化这门新科学的真正发端。因为歌谣、谚语本身就是一种民俗现象，甚至于是相当重要的民俗现象，欧洲一些国家的近代民俗学活动，最初大都是从搜集歌谣或民间故事等开始的；其次，歌谣是以活语言表达和传播的口承文学，同时又是别的许多民俗事象的载体。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在歌谣研究会成立后，特别是《歌谣》周刊刊行后，所以接着要成立方言调查会和风俗调查会，都跟这种道理有一定关系。
由于上述原因，像前文所提到的，《歌谣》周刊在《发刊词》里就明白说道：“我们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即民俗学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需几个有志未遂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也不能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是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歌谣》周刊第一号，1922，12，17）
从《歌谣》创刊第一号开始登载的《本刊启事》之二就声明投稿的范围：“本刊欢迎关于歌谣、谚语和民间风俗的论文。”以后一段时间内，周刊刊登的材料及研究、讨论等理论文字，虽然大抵是关于歌谣及谚语方面的，但在一些通讯、讨论文字里，也常提到民俗学（例如该刊26号上所载答复俄国学者伊凤阁的信里所说：“学术的研究当采用民俗学”之类）。自49号以后直至停刊，大量兼载方言、民俗、故事乃至通俗文学的文章，并刊出了“婚姻”、“腊八粥”、“方言标音”等几个专号。正像后来容肇祖在一次讲演里所说：“《歌谣》周刊自49号起，虽未曾改名（按以前有人建议改名），而实在是民俗周刊了。”
由于客观的需要，和张竞生、常惠等人的倡议及努力，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了风俗调查会。时间是1923年5月。当场决定三种调查方法：（1）书籍上的调查，（2）实地调查，（3）征集器物。
调查会并通过张竞生所拟的风俗调查表，印发出来去征集资料。但该会直到次年（1924年）5月才正式通过会章。这是我国现代最初的民俗学机构。在该会成立之前，曾发出征求会员启事，开头说：
风俗为人类遗传性与习惯性之表现，可以现民族文化之高下，间接即为研究文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之良好材料。晚近以来，欧西学者极为重视。1878年英国首先设立民俗学会于伦敦。现在美、法、瑞士…?等国亦均设立团体，从事探讨。我国学者，记民众事故，大抵偏重礼制，即论风俗，琐碎不全，能为有系统之研究者盖少。
又如调查表里“旨趣”等七条说：“搜罗材料，当用科学的方法，即是实地调查。实事求是，不可捕风捉影”，第八、九条说：“调查人对于本地的风俗，应该就事直书，不可心存忌惮或掩饰”，“调查时如能附带收集各地特别器物更佳”。从当时风俗调查会文件里摘出来的这些话，可以使我们约略窥见那些倡导者从事这项新学术工作的宗旨、抱负和采取的方法。尽管因为种种不利条件，这项事业当时没有收到比较理想的成果；但是，他们的企图的活动，他们留在学术史上的足迹，是不可消灭的。
北大风俗调查会，虽然存在年月不长，但它却派人在北京及其附近进行了几次风俗调查，据说“俱有很好的搜集的材料”。而妙峰山庙会调查，却是成绩更大的。现略作介绍。
妙峰山，位于北京城西北80里的地方，是仰山的主峰，也是北京一带的“香主”。山顶府把天仙圣母碧霞君。据说，她是东岳大帝的女儿。解放前，每年阴历四月初到十五，朝山进香的人很多。在旺盛的日子去的有好几万人。他们不仅来自京兆、天津、保定，甚至于旅京南方妇女来的也不少（依据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妙峰山》第一页的叙述）。1924年，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孙伏园和庄严五位，受风俗调查会的委托，从四月初八到初十，去山上进行了3天的考察。回京后，他们各人都写了文章，在当时《京报副刊》（孙伏园主编）上发表，一时颇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招来了一些学者的回响。
1927年冬，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民俗学会成立。次年开始印行丛书。顾颉刚编刊了那著名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之后，又编辑了他们所写的妙峰山调查文章，并附上一些其他学者（如江绍原、白涤洲、博彦长等）的有关文章，同时还邀请了当时中大文学院的同事何思敬、崔载阳两教授添写了意见，结集成一部专著，简名《妙峰山》，于1928年7月出版（此书国内久绝版，年来上海有影印本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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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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