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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俗学的使命：专业知识与日常生活实践
作为书写当代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的民俗学者，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到日常生活文化实践之中。因为，研究者本身也是日常生活文化的实践者，其所从事的知识生产活动，也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研究者并非可以置身事外。既是如此，民俗学者应该大大方方承认自己参与社会文化建构的事实，而且还要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能，即将自己的学识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实践过程的各个层面中去。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生产用学术术语堆砌而成的专业知识，还要积极参与大众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国内民俗学者参与社会实践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一)民俗学参与社会实践：公共民俗学的兴起
现在民俗学学科生产的知识，其潜在读者更多被设定在狭小的学术共同体之内，未能得到其他学科的关注并形成对话关系，更遑论被社会大众所认可。民俗学研究对象是大众的，其学术产品却是小众的，这其中的张力，是我们现在讨论学科危机时应予以重点关注的地方。正如施爱东所说，“中国民俗学如果不能适应时代变化，抓住时代需求，适时调整自己的项目和选题，一味地拒斥政治和体制的需求，坚持与政治的不合作态度，恐怕就只有一条必然的‘消亡’道路”。
当然，从世界范围来看，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俗学就已经参与到社会建构和大众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中，并由此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公共民俗学”。菅丰曾指出，“为了更为有效地把具有这些局限性的来自民俗学主义的批判进一步深化，作为我们必须摸索的一个方向，可以提倡以民俗学的知识和见解为基础的在现实社会中的直接的实践——公共民俗学”。关于国外公共民俗学的讨论已经比较多，而就国内来看，虽然近十多年来已经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但总的来说，还是呼者切切而应者寥寥。不过，尽管没有形成热点学术话题，但国内许多民俗学者却借助“非遗”保护实践而切切实实做出了应有贡献，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当然，民俗学者参与“非遗”保护实践，本身也应该成为学术话题，就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公共民俗学初起之时，学界兴起的“学院民俗学”与“公共民俗学”之争那样。尽管，最终这些讨论并没有形成太多共识，但一定程度上却推动了公共民俗学理论研究，同时也促进了学院派民俗学的现实观照。
回看国内民俗学领域，公共民俗学毕竟不同于其他理论，或者说，它可能根本就算不上一种理论，而是事关民俗学学科价值的一种进路。因此，公共民俗学的讨论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探讨，而应该站在学科发展角度，将之与学院派民俗学进行比照讨论，如此才有可能遏制民俗学理论研究与社会参与之间张力越来越大的趋势。当然，过去十多年里，国内民俗学领域，已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学术潜力，进而讨论了学者参与社会生活实践的角色和边界等问题。这类讨论，无疑拓宽了民俗学学术研究的视域，同时也提醒民俗学者需要对其研究过程时时保持警惕和反思。因此，如上所述，站在民俗学学科危机角度来看，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民俗学要不要或能不能参与社会建构的问题，而是如何参与其中的问题。
同其他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样，民俗学参与社会建构过程的基本方式，主要也是依靠专门知识。这里的专门知识，既包含前面提及的民众日常知识，也包含经过学术思考形成的学术作品。对于前者，民俗学者承担的主要职责是对日常知识的转述，从一个群体那里获得，向另一个群体转述。经由研究者的文字作品，实现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知识交流，这个工作是过去很长时间里民俗学的“主营业务”。现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日常知识的获得与交流变得更为“民主化”，不同区域、阶层和不同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的群体之间，借助互联网技术已经很容易实现知识和信息的交流，由此作为信息媒介和知识中转站的民俗学，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已经成为事实。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学术思考形成专门知识，对于民俗学来说，变得尤为重要，甚至成为事关学科前途的根本问题。
(二)提出真问题：民俗学进行有效知识生产的关键
前已述及，民俗学者需要参与社会建构，需要回应所有与“民俗”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学术共同体的疑问，又包括社会公众的困惑。在这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即学术成果与社会大众的日常知识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后者总是倾向于猎奇。当然，尽管这个问题很棘手，但也不是完全没办法改善。事实是，大众所猎之奇，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稀见之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奇风异俗”；二是对常见之事的独到解释，也就是通过专业解读让大众有“恍然大悟”之感，亦即所谓的“真知灼见”。对于意在呈现或展示“奇风异俗”的学术实践，已经遭到不少学者的批判，其中郭于华的评述尤为犀利：
执着于传统的、琐细的、边缘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有时似乎依然是在猎奇或“搜神”，绝少触及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和重要问题，与正在发生的重大社会变迁似乎并无关联；以所谓单纯描述文化为主旨，绝少提出和回答社会科学的真问题，缺少理论关怀和创构理论的抱负；自闭于“学术的”象牙塔，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甚至自大自恋，缺少必要的社会关怀和学术担当；面对丰富多样、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对象缺少开阔的视野和宽厚的胸怀，甚至在学科内部对自己的同行都不能理解、难以包容。这样的“自我中心”和自我放逐只能导致学科的日益边缘化、零碎化、奢侈化，必然无法承担起生产与积累学术知识，并且将社会科学发展成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说明和解释“人类处境”、促使“人类觉醒”的责任与使命。
尽管这种批评并非针对民俗学学科，但大多数问题却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当前民俗学学术实践中。如果民俗学打算在学科危机中获得救赎，那么注重专门知识生产就成为必选之途。重视严肃的专门知识生产，也就是郭于华所指出的：1.要对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和重要问题进行观照；2.要立足真问题建立理论关怀和创建理论的抱负；3.要建立必要的社会关怀和学术担当；4.要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形成最大限度的学术共识。这些意在避免学科庸俗化、琐碎化的学术追求，归纳起来，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关心真正的问题，即社会公众正在关注的问题，而不是通过学术“神化”某些细碎的文化现象而使之看起来像真问题；二是对真问题提供专业的、具有深刻洞见的解释，进而从中探索并建构学术理论，而不是将某些理论作为学术装饰嵌入文化现象或社会事实的描述之中。
民俗学要关注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这里的假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面向：第一，问题本身不是基于社会事实或理论演进进路提出的，而是基于主观臆断，比如前些年关于保卫春节的讨论；第二，问题本身是社会公众议题或学术讨论话题，但缺少深刻分析与解读，只是在比较肤浅的层面进行描述或简单的描述性分析。许多作品，看起来似乎是在研究，实际上，如果对其进行抽丝剥茧式解析就会发现，这些作品不过是简单地“理论+描述”，理论与所描述的事实之间并无内在关联，或者只有很微弱的联系。结果使理论沦为装饰，而没有发挥其帮助研究者和阅读者更好地理解社会事实和文化现象的固有价值。这种理论运用上的错位，一方面造成民俗学论著很少能进入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视野；另一方面也是学科本身难以构建较为系统的理论话语的重要原因。
当然，理论沦为装饰，内在必然性在于一些研究本身不是基于某种理论的演进进路(或学术传统)提出，而是对该理论进行断章取义式的随意截取后，将其置于所研究内容之上的结果。这势必造成理论和内容的两张皮现象。前面说过，理论的意义在于帮助研究者和阅读者更好地理解社会事实和文化现象，而学术研究的旨趣，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旨趣，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基于实证分析的、对因果关系的讨论，从而为学术共同体和社会大众提供一种“真知灼见”，进而提升民俗学学科的学术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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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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