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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出版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从知识生产视角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的编纂呈现出组织化和脱域化特点。民间文艺研究会、文化馆之间的合作及行政部门的支持是民间故事集成工作的组织保障。采录者在讲述活动文本化的过程中，互动式的即时性讲述从时空中抽离出来成为可以随时阅读的书面文本，地域性的声音文本经过书写文字及专业系统规训后成为可共享的文字文本。这种跨地域、跨语言、跨媒介的知识编码过程可称为“脱域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的“脱域化”表现为再现故事讲述的口语化、互动状态，以及科学性、人民性、文学性相统一的知识过滤。
关键词：《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搜集整理；知识生产；组织化；脱域化
中国民间文学史上，政府主导的民间文学普查及搜集工作源于延安时期形成的采风运动及对革命文艺的重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8年制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工作方针，成为民间文学普查工作的前奏，同年开展的新民歌运动则为普查与政府部门的协作提供了经验。1979年，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全国民间文学工作十年规划一九八零——一九八九》将普查和搜集工作列为首要内容，“普查、搜集工作，必须坚决贯彻‘全面搜集’的方针。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五年内，对本地区各民族民间文学蕴藏情况进行全面普查，摸清情况，写出调查报告。在搜集方面，首先应对重要的、有失传危险的传统作品进行抢救，用文字记录下来。十年内，对本地区各民族的各种民间文学作品进一步广泛深入的搜集记录，分民族、分类型编印各种具有科学价值的资料汇编”。
政府主导的文艺集成工作发端于1979年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发布的《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规划》这一文件，“大量存在于人民群众中间的民间歌曲、民族民间器乐曲、古琴曲、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等，是民族音乐在继承和发展上极为宝贵的基础资料。中国音协拟组织力量将这些宝贵资料加以收集、整理，分别编为‘集成’以供全国音乐工作者学习、研究之用”。贾芝在参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纂过程中萌生开展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的想法。1982年1月1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提出“在普查基础上，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歌、民谣集成》《中国谚语大观》”。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发文启动编辑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在内的三套集成。自此，中国民间文学史上轰轰烈烈的三套集成工作在全国展开。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借助行政力量、群团组织和学者之间的有机合作得以顺利推进，“开辟了我国民间文学大型、集体学术项目模式”。关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故事文本的科学性，学界关注较多，并引发集成资料能否用和如何用的问题。笔者试以湖南省石门县的民间故事集成编纂为例，分析民间故事集成工作的知识生产机制及文本生成过程，阐发民间故事讲述的跨媒介转换问题，为当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实践提供参考。
一、组织化下的合作制：《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的知识生产机制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石门县资料本》在1986年9月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作品记录和整理的忠实性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得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领导和民间文艺专家的高度评价，被推介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的示范本。会后“广西、湖北、浙江、江苏等地还先后派人去石门学习取经”。可见，《石门县资料本》的编纂在民间文学集成学术史上具有典范意义。
（一）多部门协作：普查和试点的制度保障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在全国各地发动相关人员开展普查工作，摸清家底，抢救濒临消失的口传故事；二是保证采录作品的科学性。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群团组织，要在全国普查须得到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等行政机构的协助才能进行。贾芝曾提及在联合文化部发布编纂三套集成的红头文件时，“文化部某领导不同意签署文件，说民歌、民间故事与文化部无关。12月15日，我找到周巍峙同志，他表示支持，并建议重写一文件，说把地方文化馆写上就好办了”。
1949年以来，民间故事成为社会主义新文艺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少基层文化工作者在倡导民间文艺的背景下开始从事搜集工作。《石门县资料本》主编贾国辉从小喜爱民间文学，自桃源师范学校读书时开始搜集民间故事，1956年搜集的《姜女下池》得到《民间文学》编辑部的肯定，至1983年9月所搜集的民间故事已达160篇，同年因搜集成绩显著被吸纳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订阅《民间文学》杂志，很早知悉“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要注意到讲述人、时间和原汁原味等搜集原则，民间文学的科学性很重要，不能造假”。贾国辉在石门县文化馆工作期间，积极响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普查号召，在1983年7月制定了《石门县民间文学普查规划》。他计划从1984年至1986年三年完成普查任务，要求“精华糟粕全面记录，搜集记录要忠实，语言不要加工······要记上口述人名字、年龄、职业、流传地点、搜集人、搜集时间”。普查规划提出“从点到面”的普查思路，“先抓一个大队的点，各生产队派一小组成员，家家到，户户落，切实了解民间文学口述人对象和蕴藏量”，之后“各文化站全面铺开”。
为提升普查人员的民间文学专业素养，贾国辉1984年3月在杨坪乡展开普查试点，对乡镇文化站辅导员开展实地采录培训。为保证采录信息的全面，贾国辉制订了“石门县民间文学普查资料卡”。普查资料卡中涵盖了标题、口述者、流传地区、分类号、采录人等内容。在采录培训中，贾国辉根据多年的搜集经验总结出重点采录对象——“七老”，即老教师、老中医、老船工、老匠人（木匠、瓦匠、岩匠、篾匠、铁匠、裁缝、剃头匠等）、老道士、老巫师、老艺人，认为“这些人活动范围宽，接触的人多，知道的民间文学也多”。在杨坪乡试点工作中，5名辅导员不到一周的时间就“采录到各种民间文学作品300多件，近100000字”。
贾国辉此后被借调到常德工作，导致石门县的民间故事搜集工作陷入困境，一年内仅搜集12篇民间故事。1985年春，贾国辉重回石门县文化馆主持普查工作。面对几近停滞的搜集工作，他邀请巫瑞书等学者对各乡镇文化站辅导员和业余作者进行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培训。为“把冷火点燃，突击抓普查员”，贾国辉决定1985年9月在燕子山乡开展第二次试点工作。试点前，贾国辉把燕子山乡文化站辅导员孙开国作为典型来推广。孙开国祖父孙明斗在当地是有名的“白话佬”。贾国辉指导他编印了《孙明斗讲述故事集》，内含讲述人小传和20则故事，供采录者参考。贾国辉在试点工作会上让各乡镇文化站汇报已有的民间故事搜集成果，下达搜集任务，规定“老站（成立较早的文化站）选编一本民间故事集，不少于50件，新站（成立较晚的文化站）在搜集中选编一本民间故事集，不少于30件”。
燕子山乡试点的专业培训和定量考核等措施调动了各乡镇文化站辅导员的积极性。官渡桥镇文化站辅导员说：“燕子山试点结束后，（辅导员）向党委汇报了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有关民间文学普查的文件精神，随即得到了重视和支持。”泥沙河镇文化站“自从文化馆在燕子山乡召开民间文学试点工作以后，我站紧急行动到十二月三日止，共收集民间文学作品二百三十六件，编印了一本《民间故事集》（五十个故事）”。燕子山乡试点结束两个多月后，两个乡镇不仅完成了搜集工作，还较出色地编印出了乡镇故事资料本。到1985年末，部分乡镇文化站已陆续编完了民间故事集。“以点到面”的民间文学普查工作终见成效。
普查工作中，政府部门的支持尤为重要。民间故事采录工作主要依托文化站辅导员来展开。有些人员认为，政策宣传是文化部门的主要工作，搜集工作是“额外负担”。一些文化馆员表示，“文化馆的工作千头万绪，哪有时间和精力抓普查”，有的辅导员还产生了推诿情绪，认为“上面又没有文件规定文化站搞民间文学普查，这是馆内的事”。在石门县常委扩大会议上，贾国辉就集成工作的意义做了重点汇报，获得县党委的重视。三套集成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被列入石门县的工作计划中，并将其纳入县党委文件下发到各乡镇党委。县党委文件不仅为辅导员从事民间文学搜集工作铺平了道路，也让各乡镇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成为行政考核内容。
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在基层实践中面临缺钱和缺人的困境。时任湖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秘书长陶立曾表示：“希望（石门）创造缺经费搞普查的经验。”石门县民间文学普查和试点依托文化馆的行政机制，只有争取到县委和县政府的支持才得以开展。在县长办公会议上，石门县文化馆汇报集成工作的意义与难处，争取到资金的支持，解决了工作中的部分费用问题，保证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文化部门工作人员是普查和采录的核心力量。为进一步推进普查工作，石门县文化馆规定文化站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占考核分数的百分之十。可见，民间文艺研究会和行政部门的合作是民间故事集成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接下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升采录工作的科学性。
（二）专业培训与采录实践：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的知识生产流程
尽管贾国辉的民间文学知识和采录经验比较丰富，但基层文化工作者普遍缺乏民间文学专业知识和采录实践。贾国辉联系湖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和省内民间文艺学者多次开展培训工作，力图短期内提升文化站工作人员和业余作者的采录水平。据了解，石门县文化馆先后进行了四次普查培训。
湖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在1982年已经着手准备和指导各地开展民间文学集成工作。贾国辉在1984年邀请陶立、龚笃清等人对石门县18名文化站辅导员与17名业余作者讲述民间文学搜集知识。培训后，贾国辉在杨坪乡进行了第一次民间文学采录试点。1985年7月，贾国辉重回文化馆后再次举办了民间文学讲习班，邀请巫瑞书、杜平等湖南省民间文艺知名学者对文化站辅导员进行专业培训。此次培训涉及了民间文学理论、民间文学搜集与整理的具体方法以及实地采录等方面，取得较好效果。巫瑞书在讲座中就如何忠实记录做了以下阐述：
必须进行忠实记录。（1）所谓忠实记录，就是讲唱者怎样讲唱，就怎样记录；讲唱多少，记录多少，不能遗漏，也不能增添。（2）当场记录，尤其是要记好讲唱者的语言（特别是故事中的方言和语气词）、听众的插话等。在《民间故事理论与采录的几个问题》将作具体探讨，这里就不赘述了。（3）值得重视的是，讲述者讲述时的情绪以及环境、气氛对讲述的质量有较大的影响，有时讲出的故事可能差别很大（环境、情绪、气氛好，讲述的质量高）。因此，在普查、采录时，我们要尽量为讲述者创造良好的讲述条件，以便使他处于最佳情绪和最佳气氛中，处于最佳表演状态，讲出最高的水平，表现出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和风格。这样忠实记录下来的作品质量自然也就可能臻于最佳。
巫瑞书关于民间故事采录方法的论述与后来《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的要求大体相同，并融入了段宝林提出的立体描写方法，为此后石门县民间故事集成编纂提供了颇具前沿的学术指导。
听完专家讲课后，贾国辉还要求与会者：
进行当场采录，当场实习。共选了三个同志讲故事，要求学员们都当场记录，故事讲完立即交稿。实习结果，二十六人中，只有二人没有记完，二十四人记录较好。然后进行讲评，分下列步骤进行：第一进行分类。明确什么是传说？什么是谚语、笑话？什么是歌谣？第二拟题：对于讲述的同一个故事拟标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可以锻炼学员们把握一个故事中心内容的能力。第三讲述整理中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前段搜集中的情况和这次实习整理的故事，发现有的同志加工太多，有的同志把民间故事当成小说写，注重刻画人物，不注意民间故事的语言等问题。通过讲解和评点对于出现的这些问题都作了纠正。
为强化培训效果，贾国辉随后在燕子山乡进行第二次普查试点。他先给12个文化站辅导员发一本油印的《孙明斗讲述故事集》作为样本，然后进行两天半的采录实践。他特意让讲述人龙战才讲述《瞎子充亮子》，用录音机录音，同时让12位辅导员同时记录，“以录音稿为准，以记录稿为基础再进行整理，加的和改的要标出来，供他们参考。我现场讲评后，又让他们下大队去搜集。这样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回到理论，多次反复，终于培养出了一批比较合格的普查员”。
石门文化馆通过“专家讲座—试点—现场采录和点评—回乡采录”的培训模式，辅之以量化考核制，让基层文化工作者基本掌握了民间文学集成的“三性”原则和采录方法。此外，县文化馆还通过“发布征集民间文学作品的公告，给业余作者印发了公开信，有的文化站也张贴了征集民间文学作品的公告”，宣传刘宏忠、杨名夏、陈细彬等业余作者事迹，奖励普查积极分子推动普查工作。历时近3年，石门县文化馆在43个乡镇开展了普查工作，“共搜集到的民间故事三千多件，一百八十多万字”，发现了孙明斗、易法松、肖卯秀等“白话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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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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