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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战之间：“俗生于礼”
在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推动下，德国于1914年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众所周知，5年后德国战败，签订了《凡尔赛条约》。然而，这非但没有令德国人臣服，反而极大地激发了其民族自尊心与复仇意志，泛日耳曼同盟的《德意志报》在条约签订当天的头版赫然写道：“复仇!德意志民族!德国人民将……重新夺得其国际上应享有的地位。到那时，洗刷1919年耻辱的时候就到了!”同时，德国人骨子里的服从性与保守性也没有丝毫改变，更有加剧之势。也因此，战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议会民主制被视为是脆弱的。
战败后的民族核心利益自然是要尽快地自低迷中振作，自弱势中崛起。德意志人崇拜并依赖强权人物的惯性依然，复兴的历史重任仍旧寄望于精英阶层。与此相应，向来具有政治导向性的德国民俗学科的轻俗重礼倾向进一步加重。
真正让这种反浪漫主义思潮达到顶峰的是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汉斯·诺曼(Hans Naumann)，他分别于1921和1922年出版了著作《原始的共同体文化》以及《德国民俗学基本特征》，提出了所谓的“下沉的文化产物”理论：“认为进步来自于大众，这是浪漫主义。这不免有拉低或者至少是抹平的意思。民服、民书、民歌、民戏以及民具等等都是文化产物下沉至最末细节而形成的。这是在可以计算的时间内慢慢发生的。换句话说：文化产物是由精英上层所创造的。”诺曼也秉持两个阶层的划分，指出：精英上层思想活跃、具有创造力，而另外的大部分人则构成为一个下层共同体，他们缺乏创造精神和个性。其中，文化产物全部都是由精英上层创造的，其形式主要是思想性、精神性的，而下层大众所做的，只不过是承接这由上而来的文化产物，并在自身的历史生活中使之成形，当然也有所加工，从而最终形成为民族文化。
为了巩固自己的论断，诺曼更是进一步封死了下层作为上层创造力的源泉的可能性。他认为，上层精英创造文化固然是基于个人的独创精神，但他们也是自所谓的“原始的共同体文化”底基中汲取营养。但这个“原始的共同体文化”并非扎根于低层大众，而是在人自动物成为人的过渡阶段中形成的，因而也是世界各民族所共有、共同的。
比如，对于童话，诺曼就将之区分为童话故事和童话题材，后者即是所谓的“原始的共同体文化”，而前者“是艺术化的、经过策划的小说，是精心架构的故事，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发端于某个个体的脑袋，会迁移、流布，也会被说走样，正如同民歌会被唱走样、民戏被演走样一样。”
诺曼的观点一经发表，即在当时的德国民俗学界引发了强烈反响。可以说，诺曼是1918-1945年间被讨论最多的民俗学者，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是因为批判性分析他的理论而建立了自己的体系。这其中大部分是反对性意见，因为诺曼的观点很明显是对于下层民众创造力的彻底抹杀。
诺曼本人是支持纳粹主义的，他甚至认为，只有希特勒才能够将其文化理论付诸实践。于是，在1932年议会大选之前，他参与署名了那份著名的支持纳粹党的“德国大学、高校教师宣言”，并于1933年公开发声支持焚书运动。1945年二战结束后，他被波恩大学解职，此后再未任教。
两战间期的“俗生于礼”理论大致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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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来看，两战间期的“俗生于礼”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俗生于礼”是重礼轻俗的极致，是强调阶层差异性的极致。反者道之动。德国民俗学在一战前后既已自浪漫主义导向开始反转，那么必然会在反方向上愈走愈远，终至另一个极端。
第二，“俗生于礼”必须为礼的起源找到一个合理解释。正如同重俗轻礼的极致——“礼失求诸野”必须把跨阶层的民魂作为文化的起源，重礼轻俗的极致也必须为民族文化找到一个源泉，即是跨民族的“原始的共同体文化”以及上层精英的创造力。
第三，“俗生于礼”是纳粹极权主义诞生的社会政治背景的典型反映与造势。如上已述，一战后日耳曼人骨子里的服从性与保守性更加牢固，再加上自战后废墟中迅速崛起的民族需求，这样的社会政治大环境必然会催生极权主义，而作为重礼轻俗极致的“俗生于礼”理论正是应运而生，诺曼本人自称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也就自然而然了。
第四，“俗生于礼”在实证主义的道路上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实际上是偏颇的理性思辨。诺曼虽然也顾及到了对于实际生活的观察，比如说有的民间服饰潮流的确是受精英阶层的影响，但显然地，在据此形成理性主义认识的道路上，他是以偏概全了，主要是依托于自身偏激的逻辑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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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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