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摘   要：试图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应对现代性问题的资源，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议题。基于学术传统与问题意识，民俗学的传统礼仪研究尤为关注礼俗互动，在田野调查和史籍考辨的基础上，探讨传统礼仪与民间社会、日常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唯有反思“礼”“俗”等本土概念，梳理礼俗传统，深入观察传统礼仪在当下的传承与实践，才能更清晰的思考传统礼仪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找到延续传统的可能路径。我们对人生礼仪传统及其当代重建与传承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立场而展开的。

关键词：人生礼仪传统；礼俗互动；传承；礼仪重建

　　近年来，传统礼仪研究方兴未艾，引起了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共同关注。一方面，礼学研究越来越成为一个焦点领域，学者们重新梳理礼学传统，尝试理解传统中国思想的实质和礼乐文明的真正内核，审视礼乐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独特位置。另一方面，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领域，也通过对历史的再理解，对“礼”及相关本土概念的阐释，反思理论话语。新时期的传统礼仪研究，坚持跨学科研究的取向，在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之下来认识礼乐文明，强调将“礼仪”置于中华文明演变的语境之中，探讨“礼仪”的生成机制、文化逻辑与独特性，并思考传统礼仪所蕴含的理论价值及其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试图从中找到应对现代性问题的资源。

　　中国现代民俗学自兴起之时便关注传统礼仪。基于学术传统与问题意识，民俗学的传统礼仪研究尤为关注礼俗互动，在田野调查和史籍考辨的基础上，探讨传统礼仪与民间社会、日常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也是当下传统礼仪研究不可或缺的视角。唯有深入观察传统礼仪在当下的传承与实践，才能更清晰的思考传统礼仪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找到延续传统的可能路径。

　　人生礼仪是人的生命历程中所经历的通过仪式，在中国社会具有久远的历史传统与丰富的仪式表现。冠婚丧祭等彰显人伦的人生礼仪是传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部分。近年来，我们的研究团队，重新理解“礼”“俗”等本土概念，在此基础上对人生礼仪传统形态与当代传承情况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尝试以此探讨传统礼仪对于民俗学理论话语建构的价值及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意义，借以思考传统礼仪重建的可能性与路径。

　　一、传统礼仪研究的回顾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关于礼的制订与讨论有着久远的历史，形成了以礼为中心的学术体系与学术传统，亦即礼学。传统礼学是专门之学和徵实之学，形成了基本的文献传统与研习方法，素称难治。大体而言，传统礼学呈现两种面向：一是自身浸润其间的“为我之学”，注重自身的修习、理论的探讨，考辨典章、名物、仪节，究明义理；另一面向则是“化民成俗”之学，注重仪制的撰作与研究。秦汉以降，几乎每一个朝代都要制定本朝的礼仪制度，有的还形成礼典，著名如《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明集礼》《清通礼》等。在官修礼书之外，历史上还出现了大量由私人编撰的有关冠婚丧祭仪制和日用伦常的家礼、乡礼类著作，诸如宋代司马光《书仪》、朱熹《家礼》、明代黄佐《泰泉乡礼》等。无论官修还是私撰，编订这些礼书的主观意图往往十分明确，是想藉此确立仪制的规范，指导现实生活中的礼仪活动。在漫长的古代中国，传统礼学的两种面向相辅相成，绵延不辍，影响至深。

　　自1905年清廷废科举以来，传统礼学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传统礼仪研究处于古今中西不同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的相互激荡之间。先是在“中体西用”口号下，通过癸卯学制改革，包括礼学在内的传统经学作为“旧学”被保留。1912年民国肇立，经学在新的学制改革中被废除，传统经书也因此被划入新的知识体系，分别成为文史哲等学科的历史文献，对礼的研究也开始从传统经学的治学方式向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转变。早年梁启超提倡“不把他当作经学，而把他当作史学”，即利用传统礼学所积累的丰富文献，结合出土文献、风俗资料等新材料，进行中国文化史、制度史、社会史、风俗史的研究。王国维、顾颉刚、杨宽等人及其同时与后学者，以此种范式，探求古礼古制，辨析礼的起源、实质，呈现古代社会礼制、礼俗风貌，为后世研究树立了典范。

　　处在旧学转入新学过程中的学者，其身心承受着文化转变的阵痛，一方面在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和体系影响之下突破中国传统学问方式，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中始终贯穿着寻求中华文明出路的现实关怀。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传统礼仪被视为旧社会、旧道德的象征受到猛烈批判，如吴虞等人对“礼教吃人”的申述。然而，在这一论述占主导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仍有许多学者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从文化/文明的角度理解中国传统礼仪，将礼界定为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重要特征，将礼视作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概念，将礼和礼教区分开，将对当时体制的批判与对礼乐文明的特征和价值的阐扬区分开。梁启超以“中国重礼治与西方重法治相对”，被认为“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钱穆景仰传统智慧，致力于以传统为基础寻求符合中国历史的中国出路，提出“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李安宅以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传统礼仪，将礼作为一种文化/文明的观念。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以“礼治秩序”界说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特征之一，认为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治在维持传统乡村社会秩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伴随着各种变革，传统文化不断受到批判，传统礼仪也不断发生变革，人们在断然抛弃旧礼仪时却一直没有建立起符合新时代的礼仪。与此同时，对传统礼仪的研究也日渐式微、归于沉寂。近三十年来，礼仪研究逐渐复兴，接续了近代以来的诸多研究范式并有渐趋丰富之势。一方面，从现代学科的角度深化传统礼学研究，或对礼的起源、发展历程、思想内涵等进行考证分析，或主要从文化史的角度梳理礼仪制度、呈现礼仪形态，或着力于传统礼学思想的整理与考辨。这一方面的研究蔚为大观，此不赘述。另一方面，一些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则重新解读费孝通、李安宅、钱穆等学者的观点，以“礼仪”这一概念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和当代民间社会，剖析中国传统礼仪的特征、构成、运行机制，并试图以此突破西方学术范式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所产生的局限。同时，礼仪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意义这一议题也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礼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传统礼仪与当代民众生活、礼仪文化传统的传承与重建等问题是其中焦点。诸多学者意识到了传统礼仪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的重要关系，强调了重建礼仪传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些学者则进一步将此种重建付诸实践，探索在新的媒介和技术环境下重建礼仪传统的方式。

　　近代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对“礼”进行研究，认为礼定义了中国的文化身份，并探讨中国传统礼仪的意蕴和价值。如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对礼的作用有极精彩的发挥，对西方汉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现代西方学术传统中，大部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沿用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 A.R.）的观点，把礼翻译成ritual，并按照ritual来研究。西方的另一些学者则从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关注到了中国传统社会或民间社会中的礼仪实践，如伊沛霞（Patricia Ebrey）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家礼著述进行的社会史研究，华生（James L.Watson）和罗友枝（Evelyn S.Rawski）等人对晚清以来丧葬礼仪实践的考察等。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简要梳理可见：首先，中国有着固有的丰厚的礼学传统，形成了礼学文献系统和特定议题；其次，现代学科体制下的礼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经学单一的治学方式，在新的问题意识主导下，采用多学科、多角度的视角，扩展了文献使用的范围和深度，既延续了传统礼学的议题，又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再次，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有着强烈的基于历史与当下的现实关怀。

　　二、传统礼仪研究的民俗学路径

　　中国现代民俗学自兴起之时就关注传统礼仪。1924年至1926年，周作人、江绍原在《语丝》上发表了关于“礼”的一系列讨论，可以视作民俗学关于传统礼仪研究的代表，体现了民俗学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视角。1924年《语丝》创刊，在创刊号上周作人发表了《生活之艺术》一文，感叹中国的“本来的礼”的丧失，引发了他与江绍原之间关于“礼”的系列讨论。两人以制定民国“新礼”为名，江绍原戏荐周作人任“礼部总长”，自己出任“礼部次长”，先后共汇成九份“礼部文件”，直接促成了江绍原对“礼”的研究以及《发须爪》的写作。二人的讨论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当作为宇宙观、道德观总体呈现的“礼”沦落为一种没有生命力的刻板“礼教”时，如何重建维系人心的道德和恢复生活的艺术？同时，二人尤其是江绍原，以西方宗教学、人类学的理论范式研究礼。周作人将“礼”视为“生活的艺术”，江绍原认为礼是文化的复体。江绍原还触及了“官礼”与“俗礼”的问题，意识到“官礼”和“俗礼”是可以相互吸纳的，俗礼可以被官礼吸纳，官礼亦可以影响俗礼。关于礼仪的重建，江绍原则认为“无论怎样古的礼，若不用我们的科学智识、道德标准和艺术兴趣，好好的提炼一番改造一番，绝不能合我们今人的用”。

　　周、江二人关于“礼”的讨论涉及了从民俗学视角出发研究传统礼仪的诸多议题。然而，长期以来“到民间去”“眼光向下”的民俗学更多的关注“礼”的对立面“俗”，二人关于“礼”的讨论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后来的发展中并没有太多回响。近年来，渐有民俗学者重新思考传统礼仪对于理论话语以及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如彭牧对比“礼”与“仪式”这两个中西范畴的异同，反思西方宗教和仪式研究的局限。张士闪则梳理了礼俗互动传统及其所寓含的传统政治智慧和社会运作机制。已有讨论提示我们，要更好地理解民间社会、日常生活，需要突破以往的学术话语，回到思想史重新理解礼、俗等本土概念，关注礼俗互动；同时，当下传统礼仪的研究也需要民俗学的视角，探讨礼仪如何传承实践，如何制度化、世俗化，成为关乎世道人心的文化基底。探索传统礼仪研究的民俗学路径是必要的，也是对前人的呼应。

　　基于相关研究的梳理，传统礼仪的民俗学研究应建立在对以下问题的认知和理解之上：

　　（一）礼的多重面相与丰富意涵

　　礼的传统并非一成不变。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礼的观念不断丰富、充实，随时而动，不断生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礼的内容、价值意义、功能等诸多层面也都发生着变化。礼在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史中有着多重面相。就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来看，具体的礼仪可上溯至初民社会的风俗习惯；从礼制的整体来看，周礼的主要来源是前代的祭祀文化与生活习俗。与前代相较，周代文化发生了人文的转向，由商代的祀神尚鬼，转而关注人间秩序和日常生活。集大成之“周礼”“礼乐”，超出殷商祭祀文化的范围，成为体现道德理念的制度形态，不仅是制度和各种具体的行为规范、各种人际关系的行为仪节，也是对社会生活的系统化和理性化的规定。这一政治制度和文化系统完美融合的礼乐文明，也成为后世不断回溯的文化政治理想，“周礼”也因此成为后世礼仪观念最重要的来源。春秋战国时期，礼的观念不断丰富充实。至周衰，礼崩乐坏，孔子及其后学，对周文化加以保存、整理，并对礼进行全新的哲学诠释，发掘其内在价值，赋予礼以新的精神，使礼学成为了具有积极价值的理论。经孔子及其后学的整理和理论建构，礼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直至汉代，儒家典籍被尊崇为经，礼制被重新确定为国家祭祀和官僚制度的原则，儒家思想成为占主导的意识形态，儒家礼仪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礼仪的核心，集政统、教化、道统于一身，拥有不言而喻的权威性。

　　“缘情制礼”是礼仪制定的基本原则，“礼之重要性，则在导达人之情感”。礼以人情为基础，又对人情加以节制，使人情以恰当适宜的方式表达，以达“文质彬彬”之“中庸”状态。《论语》：“齐之以礼”，郭象注：“礼者，体其情也。”礼是情的载体，而情是礼的内在精神。礼须践履而行之，礼的内在意涵需要以时时刻刻的身体参与来使其呈现。《礼记·礼运》又称：“礼也者，义之实也”，孔疏：“礼者，体也，统之于心，行之合道。”礼又是一种通过内心对外部的衡量而把握适宜分寸的、敬而行之的实践。礼既支配思想又支配行动，思想行为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钱穆在《国学概论》中说：“《论》、《孟》言‘礼＇，皆明礼意，著于行事，不在简策。”

　　古代中国，礼作为社会生活的总规范，影响、浸淫至制度、器物、行为、观念、心态等各个层面。礼是天道秩序，是国家典制，是社会生活规范，也是儒家君子的理想人格、个人的身心修为，被视作统贯个人、社会、国家、天地宇宙的基本准则。中国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社会理想，依凭的核心都是“礼”。礼既是关于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规定，也是关于社会如何构建的理论。总之，礼包含礼义、礼仪、礼器、礼制等内容，涵盖观念、价值、行为、器物、制度等多个层面，存乎冠婚丧祭、进退揖让之间，既关乎个人修养，也指向家国建构，贯穿自然人情与天地之道，是道德、宗教、审美三种价值的统一。

　　西方学者以Ritual Study的方法理论研究中国的“礼”，在已有的理论设想中，受涂尔干的信仰与仪式二分的宗教研究范式的影响，往往将“礼”作为客观研究对象，吸引他们的是中国传统礼仪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及其社会价值和社会影响，而忽视了中国的礼学传统和文献传统以及礼的情感属性等丰富意涵。与西方的ritual相较，中国的古代礼仪，在获得集大成发展的周代，就早已超出一般宗教礼仪的范围，表现出鲜明的人文特色。礼的意义远大于简单的仪式过程与仪节。辜鸿铭很早便对西方人对礼的误解而有所洞察，他曾对于他人把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礼翻译为rite而大为光火，认为应当译为art，将礼视为一种生活的艺术，是情感和行为恰当适宜的呈现。另一些研究则往往只专注于礼的某一方面内容的梳理和探讨，如典章制度，而缺少对礼的整体性的把握。

　　回到中国古代思想史，对“礼”的丰富内涵和文化特性进行全面把握，应是进行礼仪研究的首要任务。无论是从礼仪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国社会，还是思考传统礼仪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关系，对漫长历史中的礼的多重面相和丰富意涵的整体性再理解都应是起点。

　　（二）礼俗传统与人生礼仪实践

　　古人对于礼的重视和殷殷致意并不止于著述，通过对礼的践行，最终生成一种与天道相符，并囊括个人、家庭、社会、天下的礼治秩序，才是真正旨归。在关于礼治秩序的思想论述和实践中，中国古代形成了独特的礼俗传统，礼俗关系是传统礼学的重要议题。一方面，“圣人因俗以制礼”，俗是礼的来源，礼是对俗的系统化的规定；另一方面，俗始终处于礼的观照之下，风俗被视作礼的秩序实现的重要一环。风俗论述以及对民众日常生活进行礼仪规范的教化是古代至为重要的政治实践。

　　《周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人伦秩序是天地秩序的体现，也是建构家国秩序的基础。人伦是礼治秩序生成的核心，所以孟子才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荀子亦言“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蔽》）。儒家主张“道在日用伦常中”，并不崇尚对日常生活的超越，礼仪的制定乃“缘情制礼”，紧紧扣住人情，将哲学思考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对民俗加以提升与文饰。因此，礼乐文明以人伦为核心，重冠婚丧祭、乡饮等彰显人伦的人生礼仪与社会交往之礼。《礼记·昏义》中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今本《仪礼》所记述的十五种礼仪，全部属于人生仪礼和社会交往的仪节。在儒家思想中，如果没有这些礼，社会就像是没有了骨节，就要散架，所谓“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礼记·经解》）。

　　同时，儒家强调通过礼乐教化，使孝悌忠信等人伦道德的天然种子油然而生。历代士人以道自任，一直都是以礼化俗的主动承担者。一方面风俗批评、风俗记录在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丰富的风俗论述。礼学思想所呈现的理想社会秩序是许多风俗论述的出发点与旨归，“风俗”常被视作攸关社会秩序的关键词。冠婚丧祭等人生礼仪是最受关注的内容，民情民性、伦理品性是诸多风俗论述的核心。纠正当世之疵谬，指出向上一路，以辨风正俗，是许多风俗批评的共同特点。关于风俗的论述，其背后有一个隐而不显的儒家礼学思想的世界。另一方面，士人阶层积极参与到礼仪实践之中，移风易俗，制礼作乐，推行礼仪于基层社会。宋代以来士人以礼化俗的实践尤为瞩目，影响深远。面对五代浇漓、社会生活礼法废弛，宋代士人以重建世俗化的儒家生活文化和人伦秩序为旨归，重新制定冠婚丧祭之礼，推及基层社会。朱熹编订《家礼》以及其后兴盛的“家礼学”或“四礼学”，正是此种实践的代表。宋明以来，此种“一道德，同风俗”的实践频繁展开，士绅与皇权都致力于以礼化俗，使儒家的伦常观念与生活规范深入民间。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以来，随着印刷出版的发展和文字的广泛应用，基层社会的识字范围扩大，文本与实践、礼与俗之间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在国家礼典、礼书与文人礼仪范本之外，更加切于日常礼仪实践的民间礼仪文献大量涌现并逐渐形成特定的文献传统。在基层社会中，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文化能力的独特群体，在沟通文本与实践、礼与俗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样一种历史，在当今社会仍有微弱却不息的延续。尽管多学科视角的礼研究扩展了史料的范围，除礼经、礼典之外，文人笔记、史志、政书等都成为重要文献，并偶有涉及民间文献。然而学者们的研究仍然围绕着精英与经典，对民间礼仪文献缺乏系统的研究。

　　传统礼仪之所以能对中国社会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源于其对于日常生活与日常实践的关注，礼与俗、文本与实践之间也因此形成了复杂而生动的互动。正是沉淀于广大基层社会之中的日常礼仪，赋予传统礼仪文化强大的生命力，礼因落实于生活日用而产生广泛影响。“礼失求诸野”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才得以成立。因而，在对传统礼仪文化的探究中，除了关注历代政府与学者对礼的相关讨论和规定，更应当考察礼如何对一般日常生活产生影响，换言之，礼如何制度化、世俗化，影响生活至深，国家或精英制定的礼的蓝图如何成为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基。对于后者，现有研究明显不足。礼仪重建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进行，也都需要基于对传统礼仪实践的考察。

　　基于上述梳理和思考，我们认为，从民俗学的视角研究传统礼仪应立足于思想史、制度史等，对礼进行全面把握，聚焦礼俗传统，关注礼俗互动。在风俗论述和以礼化俗的教化中，冠婚丧祭等人生礼仪是颇受重视的内容。在过渡仪礼的理论框架之下探讨仪式内涵、结构特点、深层意义等，是研究人生礼仪最为常见的视角，然而此种视角忽视了传统人生礼仪的礼制、礼学、思想史等方面的属性。我们以人生礼仪为考察对象，梳理冠婚丧祭诸礼仪的仪程与要素、历史与现实、文本与实践，立足于中国当代社会，考察中国传统人生礼仪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文化特性，从仅仅围绕精英与经典的礼学研究，转为强调礼的制度化、世俗化的过程及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同时，结合田野调查，对人生礼仪实践的现状进行梳理分析。通过对历史的再理解以及对社会现状的洞察，发掘传统人生礼仪的当代价值，对中国当代社会的礼仪重建进行系统性的理论思考，为礼仪重建的当代实践提供恰当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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