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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自浪漫主义至二战结束的一百五十余年内,德国的礼俗互动(观)先后经历了“礼失求诸野”“俗学于礼”“俗生于礼”与“礼缺造诸野”四个主要发展阶段。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
首先,礼俗互动(观)是有政治性面向的,与社会政治背景相适应。而由于礼俗互动(观)又始终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构件,因此可以说,民俗学也是有政治性面向的。这是因为,政治乃是“管理众人之事”,而礼俗又是关乎众人的生活规范,所以二者挂钩也就理所当然,正所谓“民俗关乎国运”。
其次,重俗轻礼或者为社会政治秩序严重破坏、礼崩乐坏之时,或者为极权统治秩序之时。重礼轻俗,则往往为社会政治秩序相对稳定之时。
再次,无论重俗轻礼还是重礼轻俗,对于礼俗起源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在重俗轻礼时,往往将其归结为民族共性——“民魂”抑或“族性”,强调各阶层的共同之处。在重礼轻俗时,则往往将其解释为上层精英的创造力,强调各阶层的差异之处。
从次,礼俗互动观总是立足于实证主义(田野调查),再加以理性思辨(理性主义)。但由于其政治性面向,在这一过程中,总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加工成分,乃至偏向于功能主义、甚或工具主义。
最后,反者道之动,乃理事之必然,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德国一个半世纪的礼俗互动(观)的变迁,恰恰是走了一个螺旋形的发展路线。
二战结束以后,德国的民俗学发展及其礼俗互动(观)又自是另外一番新局面,不但有东西德的差异,而且有统一前后的区别,因篇幅所限,只能留待以后再加以探讨。
(本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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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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