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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自浪漫主义至二战结束的一百五十余年内，德国的礼俗互动(观)先后经历了“礼失求诸野”“俗学于礼”“俗生于礼”与“礼缺造诸野”四个主要发展阶段。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
首先，礼俗互动(观)是有政治性面向的，与社会政治背景相适应。而由于礼俗互动(观)又始终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构件，因此可以说，民俗学也是有政治性面向的。这是因为，政治乃是“管理众人之事”，而礼俗又是关乎众人的生活规范，所以二者挂钩也就理所当然，正所谓“民俗关乎国运”。
其次，重俗轻礼或者为社会政治秩序严重破坏、礼崩乐坏之时，或者为极权统治秩序之时。重礼轻俗，则往往为社会政治秩序相对稳定之时。
再次，无论重俗轻礼还是重礼轻俗，对于礼俗起源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在重俗轻礼时，往往将其归结为民族共性——“民魂”抑或“族性”，强调各阶层的共同之处。在重礼轻俗时，则往往将其解释为上层精英的创造力，强调各阶层的差异之处。
从次，礼俗互动观总是立足于实证主义(田野调查)，再加以理性思辨(理性主义)。但由于其政治性面向，在这一过程中，总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加工成分，乃至偏向于功能主义、甚或工具主义。
最后，反者道之动，乃理事之必然，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德国一个半世纪的礼俗互动(观)的变迁，恰恰是走了一个螺旋形的发展路线。
二战结束以后，德国的民俗学发展及其礼俗互动(观)又自是另外一番新局面，不但有东西德的差异，而且有统一前后的区别，因篇幅所限，只能留待以后再加以探讨。
（本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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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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