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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汉毅 桂书杰]德国民俗学史上的“礼俗互动”
  作者:包汉毅 桂书杰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1-12-03 | 点击数:7502
 

四、纳粹时期:“礼缺造诸野”

  利用经济危机和民族主义情绪,希特勒终究攫取了最高权力,于1933年1月成为总理,半年以后又被选为总统,从此开始了纳粹党长达12年的极权统治,史称第三帝国,其标志性特征是种族主义。而在这种强势政治背景下的德国民俗学,自然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严重扭曲,打上了种族主义烙印。

  奥地利的日耳曼语族研究专家奥托·赫福勒(Otto Höfler,1901-1987)在其著作《日耳曼人的狂热秘密组织》中的最后一句话可谓是这一时期德国民俗学的出发点:“北欧种族的专属天赋、建构国家的能力,都展现于男人社团,并将其发展至尽善尽美。这些社团成长、崛起,具有承载力与推动力,在战斗、塑造与统治中迈进世界历史。”与此相应地,民俗学科的任务也就在于,自民俗中“发现”日耳曼种族所独有的优秀禀赋——“族性”,从而为日耳曼人在全世界的统治者角色及其种族主义政策作一支撑。

  基于此,当时与党卫队“祖先遗产”组织并称的另一大民俗学机构“罗森贝格办公室”的领导人马蒂斯·齐格勒(Matthes Ziegler,1911-1992)于1934年在《纳粹党月刊》中发布了民俗学纲领,据此只有种族主义导向的民俗学研究才有其存在的理由。与诺曼把同一种族纵向划分为上层和下层不同,齐格勒则主要从横向上区分了“本族的特性”和“异族的影响”,而民俗学者的职责就在于从习俗中排除掉异族的形态,让本族的传承发扬光大。由此,代表“血与土”的农民阶层又重新回到了前景,受到高度赞扬,因为他们被视为日耳曼祖先的直接继承人,被誉为民族和国家的生存根基,而乡村也自然就成为了民族文化的核心区域。

  于是,寻觅、拯救、激活在工业化时代业已衰亡的农民文化形态与思想就成为了主流,“祖先遗产”和“罗森贝格办公室”两大组织的民俗学家们都致力于在民俗的各个领域努力找寻风俗、民歌、民间故事、童话、村居、村房、民间艺术、服饰……而其目标也总是一致,就是由中试图发现日耳曼种族所独有的特性——“族性”。比如说,奥尔根·费尔勒(Eugen Fehrle,1880-1957)就认为德国农村婚礼习俗中仍然还存有不少能够反映日耳曼、德意志独特族性的礼仪。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语言孤岛”的民俗学研究方向。它主要是致力于研究东欧、东南欧国家中的德裔少数民族,因为他们尚保留了大量的古老传统残余,尤其是语言方面的传承。研究者们认为,特别是在波罗的海东岸三国以及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在当地土著面前,那里的德裔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意识、高贵意识、救世主意识和统治意识,他们是传教士、殖民者、地主、城市建立者和实业、精神进步的承担者……而其灵魂的支柱则自然是来源于整个日耳曼民族所独有的禀赋。显而易见,这一研究方向也是服务于支持第三帝国的侵略和扩张政策。

  毋庸置疑,这是一种的的确确的党派民俗学,是服务于纳粹党的极权结构和统治、扩张利益的。可以说:“(民俗学研究)从来没有如此完完全全地配合一种扭曲的世界观……其研究结果从来没有这样从一开始就明显地被导入事先给定的方向,从而成为当权者手中的用以实施文化教育的强制手段。”

  这种工具主义导向自然一定会导致作伪。对于这一时期的德国民俗学家来说,作伪又主要在于两个区域:民俗事象和对民俗事象的分析,也就是:“设计‘民众生活’的图景,通过展览、书籍、报告、报纸对其加以宣传,给其赋予‘从前……’的美好名声,最后由中推导出‘族性’……针对各种不同的素材,总是有着特定的诠释和结论,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现象也能与‘族性’挂上钩。童话研究者从霍勒大妈的故事中自认为发现了德意志的‘民族精神’,风俗研究者则从收获习俗中号称找到了古日耳曼传奇故事的残留——这类的诠释、关联体系是那么的简单而又神秘……”

  这一伪造的底色使得纳粹时期的德国民俗学家们枉顾历史的变迁而强调连续不变,枉顾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而强调自身与他者的泾渭分明;枉顾工业经济发展的现实而强调农民的代表性;枉顾科学的种种要求和标准而只为了“帮助纳粹党创造一个日耳曼民族在文化传承上绵延不断的神话”,只为了“让偏见、愚蠢和仇恨披上民俗和族性的外衣而变得言之有理”。因此,将这一时期的德国民俗学主流称为“礼缺造诸野”,不为失当。

  纳粹时期的“礼缺造诸野”大致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由上来看,纳粹时期的“礼缺造诸野”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礼缺造诸野”是重礼轻俗达到极致之后的必然向重俗方向的反转。如上章所述,诺曼的“俗生于礼”理论是重俗轻礼的极致,也是在为纳粹分子上台造势。然而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纳粹上台以后反而转向重视俗文化以及作为其载体的农民阶层。这是因为,作为极权统治结构上层的纳粹党人,既已在事实上获得为所欲为的权力,那么他们就必然还要为其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根据与借口,所以转向适宜作为民众代表的农民阶层及其俗文化,也就成为势所必然了。也正因此,尽管诺曼本人支持纳粹,并视希特勒为其偶像,但其本人在纳粹时期一直不受重视、靠边站,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二,“礼缺造诸野”与“礼失求诸野”表面颇有相似之处,实际在动机、方法与结果等方面却有质的不同。“礼缺造诸野”与“礼失求诸野”在表面上有诸多相似之处:首先,它们都是强调同一民族、同一种族的不同阶层的共性。其次,它们都是试图自下层民众的俗文化中找到这种具有创造力的民族共性,分别将其称为“族性”和“民魂”。再次,它们都是从实证调查出发,都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

  然而,二者在根本上却有着天壤之别:首先,从动机上看,浪漫主义者作为“礼失求诸野”的执行者,他们是自发、自主的行动,是出于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其思想言论和研究行为都在其自由意志的支配之下进行”。而反观二战时期的“礼缺造诸野”的民俗学者们,则是彻底沦为了政权的附庸与帮凶。其次,从方法上看,二者虽然都是实证主义与功能主义的结合,但浪漫主义者们始终还是坚持以事实素材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定程度的合理编纂,而纳粹民俗学者们则是毫不顾忌的造伪,无论针对素材、还是素材分析,都是如此。再次,浪漫主义者们的成果、成就赫赫煌煌,而第三帝国的民俗学者们既是立足于造伪,那其结果自然也是伪作,其后果必然是失败,不值一提。

  第三,“礼缺造诸野”是功能主义的极致,是服务于政治需求的工具主义,甚至是罔顾学术伦理的工具主义。功能主义发展到极致,自然就只有功能,无有其它,从而也就沦为工具主义,不但对于种种科学要求与标准弃若敝履,甚至连基本的学术道德也都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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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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