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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18世纪末至“二战”结束，德国在一个半世纪内遭受了数次社会政治巨变，与此相应地，其礼俗互动(观)也先后经历了“礼失求诸野”“俗学于礼”“俗生于礼”与“礼缺造诸野”四个主要发展阶段。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首先，礼俗互动(观)以及民俗学是有政治性面向的，与社会政治背景相适应。其次，重俗轻礼或者为社会政治秩序动荡之时，或者为极权统治之时，而重礼轻俗多为秩序相对稳定之时。再次，无论重俗还是重礼，都要为礼俗起源找到一个合理解释；重俗之时，一般将其归结为民族共性，而重礼之时，往往将其解释为上层精英的创造力。最后，礼俗互动观总是立足于实证主义，再加以理性思辨；但由于其政治性面向，总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人为加工，乃至偏向于功能主义、甚或工具主义。
关键词：礼俗互动；德国；礼失求诸野；俗学于礼；俗生于礼；礼缺造诸野
礼俗互动是当前民俗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在德语民俗学中，礼与俗一般分别称为高等文化(德语：Hochkultur)和民间文化(德语：Volkskultur)或大众文化(德语：Massenkultur)。德国民俗学界一向重视高等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的学者甚至将其称为一条贯穿于民俗学研究史的红线。然而，礼俗关系甚为复杂难辨，因为：“在社会实践层面，‘礼’所代表的国家制度的规约性，与‘俗’所代表的民间生活的自发性之间存在很大张力，既互益互补，又互制互斥。”自18世纪末至“二战”结束，德国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经历了数次社会政治巨变，而其间的礼俗互动(观)亦是几经起伏变化。本文拟以德国近现代史发展历程为依据，梳理其间各重要历史时期的礼俗互动(观)，揭示其演变轨迹，以图发现“政教风俗观”视阈下的礼俗关系，并由此探求礼俗互动(观)以及民俗学的一些本质特征所在。
一、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礼失求诸野”
由于皇权、教权和诸侯三者之间的复杂斗争，德意志人的神圣罗马帝国自公元十世纪成立后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尤其在经历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之后，诸侯的权力无限加大，德国正式确立了邦国国体，割裂为三百多个独立邦国和一千五百多个半独立领地，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因而讽刺地称之为“非神圣、非罗马、非帝国”。由此，争取民族统一就成为德意志人整个近代史最为迫切的任务。
面对贵族阶级的极权、奢靡以及第三阶级的懦弱、无能，精英辈出的德国文化界首先开始发力。在十八世纪，针对启蒙运动忽视民族差异的普遍主义，号称文化民族主义之父的德国著名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史观，指出：由于环境、时代和民族性三大条件的影响，每个民族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而其中首要的是语言和诗歌；特别是民谣，它们体现着这个民族的灵魂，或曰“民魂”(德语：Volksseele)，而以之为纽带的共同体则称之为“民”(德语：Volk)。显然地，民谣固然是以下层民众为主要载体，而这个“民”却是指代全体国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定位显然是担负着特殊的政治意义。王霄冰认为：“由于德国各地尚处于分裂的状态，赋予所有的德意志人一个das Volk……的统一称号，并冠之以具有同质性的‘俗’即国民文化，就等于是在强调德意志民族作为一个自然有机体的内在统一性。因此，类似‘德意志之民’或‘德意志民俗’的说法一时间极具号召力。”
当时，分裂的德意志的各邦国贵族统治阶级集教权与世权于一身，推崇以法兰西为首的外来语言和文化，而以中小城镇为大本营的资本主义经济又发展低迷，德意志人的民族自尊心可谓降到最低点。然而“反者道之动”，也就在此种情形下，以文化精英为主体，展开了民族救亡运动，而他们所走的道路，恰与东方的古老思想不谋而合，正是典型的“礼失求诸野”。
赫尔德之后的浪漫主义者即深受其影响，注重民间的口头流传，致力于“根据民谣来探索民族的独创性”，因为在他们看来，超个体的、具有创造力的民魂正是在民谣中得以承接、成形。于是，浪漫主义者以结集民谣、民歌为己任，在十九世纪初，先后发行了古民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以及格林兄弟的著名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这被认为是德国民俗学的发端。
在结集过程中，由于浪漫主义者们的目的乃是在于为独特的德意志民族的本真文化(民魂)加以赋型，因此对于素材的确凿性、考据的严谨性等所谓的科学性要求，他们并不太注重。甚至，更进一步地，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量，他们不仅结集，而且加以编辑。基于对罗蕾莱女妖传说成型的分析，王霄冰则说得更加明白而直接，认为这是“对民间文化的重塑和再造”。
浪漫主义者之后的标杆人物是被称为德国“民俗学之父”的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1823-1897)，他在1854年受聘担任慕尼黑大学文化史专业的名誉教授，这被视为民俗学在德国作为一门学科得到正式创立的标志。里尔深受其老师浪漫主义者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的影响，继承了前人的政治志向，把民俗学看作一门政治学科，正如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1950-)所说：“事实上，在世界观上，里尔始终植根于政治的时代精神的保守中心……这一立场与严格的民族主义的基本导向紧密相连……”与里尔同一时期(建国时期)的民俗学者，如曼哈特(Wilhelm Mannhardt，1831-1880)、万侯德(Karl Weinhold，1823-1901)等，无一例外，亦皆秉持这一诉求。正如王霄冰所指明的：“德国早期民俗学所遵循的基本上是服务于国家政治和民族统一的学术宗旨，以及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研究范式。”
大致地，德国民俗学发端期的“礼失求诸野”可用下图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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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来看，浪漫主义时期的“礼失求诸野”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指出不同阶层的共性，是“礼失求诸野”的可能与必然。在德国的浪漫主义者这里，“礼失”可以“求诸野”，是因为礼、俗皆根植于德意志全体民众所共有的民魂。也正因为如此，当国家分崩离析、礼崩乐坏的时候，为了重建价值秩序，也只能从民间、民俗中去寻求，舍此无有它路，“礼失”必须“求诸野”。
第二，“礼失求诸野”有着重建民族价值秩序、以至实现民族统一的政教目的。“求诸野”的目的是“复礼”，“复礼”不仅可以恢复所需的生活秩序，更为的是重建价值秩序，从而服务于国家政治运作。这其中的政治性面向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礼失求诸野”的载体是上层精英。“礼失求诸野”的第一推动力来自国家政治运作的需求，在德国来讲，就是要实现民族的大一统。之后，基于因果关联，这一推动力逐级传递，终至于结集民谣这一活动。因此，“礼失求诸野”的承担者一方面需要有政治性面向的家国情怀和宏阔视野，另一方面又得具备相应的知识水平和方法工具，他们应当来自民族的知识精英阶层。承担者的能力决定着“礼失求诸野”的成败，其倾向影响着“礼失求诸野”的走势。
第四，“礼失求诸野”是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结合。既然是从下层民众的生活实践中寻求，那么一定遵循实证主义的理念。寻求又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复礼)，那么又一定会走功能主义的路子。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实证的结果与功能的要求并不总是完全契合，于是寻求者会在这两极之间来回摆动，并努力找到一种平衡。从浪漫主义者的作为来看，通常是更偏向于功能这一极，对于实证结果有所加工、有所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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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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