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传统

 

　　近年来我们对于神话的形式结构进行了分析，发现神话的构成形式讨论可以找到转化的路径。探讨神话的形式有很多的维度，比如情节的维度，这就是神话母题，或者神话类型的维度，也有人说是原型的分析。这种形式是与内容密切结合着的。它们是不是与转化密切相关的形式呢？目前看起来，可能对影视作品、游戏作品有参考意义，但是不具备根本的变革意义。那么真正带来传统神话现代转化的形式要素来自哪里？

 

　　神话最为本质的呈现是叙事形式的呈现。在神话的诸多定义中，“神话是一种神圣叙事”是获得最多认同的观点。在有的神话学家看来，以叙事理解神话更加简单。“神话是故事，神话是叙事性或诗性文学。”或者说，“神话就是艺术”，把神话理解为哲学或者认知方式，是因为艺术本身具有这样的功能。[1](P13)这样看，把神话形式理解为叙事形式是最为简洁明白的一种方法。现代的转化是借助形式的转化，所以，神话的现代转化便成为叙事形式的转化。

 

　　叙事本身也需要进行形式的解构，这样才能发现叙事形式的构成方式。关于神话的形式，最早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提出神话与民俗的关系，即神话以民俗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就是神话的叙事与民俗叙事的同构。[2]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谢六逸先生在其神话学名著《神话学ABC》中明确提出，神话学就是民俗学，民俗学就是神话学，二者就是表达的不同。①于是我们发现，神话学与民俗学的互文关系，民俗学与神话学的同构关系，是神话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一直都在强调，神话发展的演变，有一个鲜明的现象，就是神话民俗化。讨论神话学的叙事与讨论民俗学的叙事，二者讨论的几乎是相同的问题，于是我们便将神话叙事与民俗叙事结合起来讨论了。梁启超开启了神话的语言与仪式研究的先河。国外人类学家弗雷泽等人也提出，仪式是神话的展演形式。特纳指出，宙斯与其父的故事，是时间的神话，核心是重复的故事，是把不可再生的生命过程，叙述为如白天黑夜再生循环的过程，以期盼生命的永恒。与此相关的出生礼仪、死亡仪式，把死亡当作象征性的再生，这些仪式与古老的神话具有相同的意蕴。神话和仪式是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的不同的叙事。[3](P487～502)关于民间叙事之仪式叙事，程蔷老师等也有阐述。而对于景观叙事则有更为广泛的讨论。

 

　　学界提出神话学叙事或者民俗叙事的语言文字叙事、仪式行为叙事和景观图像叙事三种形态，以及三种形式的综合，前后有十年左右的时间。而分别讨论语言叙事、仪式叙事和景观叙事，已经有更长的历史时期。将三者组合在一起，形成神话叙事的谱系(形式与结构谱系)，则是对于神话结构形式的立体考察。

 

　　姜南博士在研究诸葛亮传说的时候，采用了民俗学的路径。在历史、文学、军事、管理，甚至经济等领域的学者都对诸葛亮传说加以研究的背景下，民俗学研究的路径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看：

 

　　首先，民俗学的研究是搜集那些没有被记载的，流传在民间口头上的语言叙事形态。我们发现，云南那些关于诸葛亮与孟获的故事，其内容含量远远超过了《三国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的记载。诸葛亮与孟获之间的故事情节，远比通俗小说曲折多变。尤其是诸葛亮与云南各民族的关系，深刻体现出各族人民对于诸葛亮的崇拜，诸葛亮被说成是各民族建筑文化、农耕文化和服饰文化的发明人，他们亲切地称诸葛亮为“孔明老爹”。我们看到的来自田野的诸葛亮传说文本，丰富了诸葛亮文化的内涵。各族人民对于诸葛亮文化的认同，实际上是对于中国文化认同的生动体现。这些故事的活态属性，显示出诸葛亮的故事对于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

 

　　其次，遍布西南地区的诸葛亮的文化景观，形成了民俗物象的叙事形态，无论是武侯祠，还是各种庙宇，各种诸葛亮的塑像和画像以及墓碑，都在静静地叙述诸葛亮在云南的辉煌故事。建筑和塑像对于故事传说的稳定性流传起到重要作用，是静态的叙事形式。云南地区的诸葛亮文化景观十分丰富，仅明代就有武侯祠28座，到清代增加到34座。这种叙事形态为民俗学研究所重视，因为这是语言叙事的物化形态。姜南博士对于这些文化景观的考察，体现出民俗学对于景观叙事的关注，在景观叙事中挖掘出不同寻常的意义。

 

　　民俗学强调仪式行为叙事的研究，民俗学家认为，仪式是神话故事的演出形式。云南诸葛亮故事的活态特性，除了口头表述、景观塑造，更有信仰仪式行为的表现。诸葛亮叙事在云南演化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民间信仰习俗。云南著名的节庆火把节，与诸葛亮祭祀密切相关。而家喻户晓的云南茶产地普洱地区所举办的茶祖节，都要祭祀孔明。在云南保山，纪念诸葛亮引进农耕技术的犁钯会，至今在哀牢山年年举办，人潮涌动，热闹非凡，这是笔者所亲历，十分令人震撼。这些与诸葛亮相关的信仰活动和节庆活动，是老百姓在用他们的行为，世世代代传承诸葛亮的文化精神，叙述着一段难忘的历史，维护着坚实的地方文化传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