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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间情怀与执着创新
刘守华一生钟爱民间故事、研究民间故事，用自己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中国民间故事研究构筑起一方学术高地，为中国民间故事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做出了奠基性的历史贡献。深入分析他成功的原因，我们发现他具有以下独特的学术经历与品格。
(一)深厚的民间情怀
刘守华于1935年8月出生在江汉平原一个乡村教师家庭。家庭的教育、丰富的藏书和乡村众多的民间文艺，熏陶了幼小的刘守华。据他回忆：“我最喜爱的一项活动是听老人们讲故事，当地叫讲‘古话’。特别是其中的神奇幻想故事，更有着令人着迷的魅力”。1950年，15岁的他考入洪湖师范学校。当年土改风暴刮到了洪湖地区，师生利用假期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中，他被借调参与筹办洪湖县土地改革展览活动。当时采录和演唱“洪湖革命歌谣”在当地蔚然成风，他利用业余时间拜渔民为师，开始搜集整理洪湖红色歌谣并在报刊上发表。1952年，他下乡到洪湖铁牛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作为工作队员，他在农户家中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长达三个月，与农民建立起深厚情谊。1957年他大学毕业留校工作后，仍有较多到乡村的机缘。如1958年他曾被安排去宜昌当阳草埠湖农场进行劳动锻炼，1963年去孝感参加乡村“四清”一年。新时期，他从1981年到2001年担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主席长达20年之久，他的足迹遍布全省偏远乡村，与乡村泥土艺术广结情缘。
民间故事是展现民众心灵的窗口。刘守华之所以把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作为毕生的事业，并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关键原因是他有着深厚的民间情怀。因此他的研究能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与心理，对中国乡村父老兄弟生活心理及才智有着深切的体验与感悟。他钟爱散发泥土芳香的民间故事和其他样式的民间艺术，并同这些口头文学家和搜集家心心相印。作为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他多次到鄂西偏远山村进行田野调查，访问民间艺人，参与开发了湖北民间文学的“三家三村”(故事家刘德培、刘德方和孙家香，以及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吕家河民歌村和青林寺谜语村)，以及被称作“汉民族神话史诗”的《黑暗传》等。他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十大故事家之首的刘德培请上大学讲坛。当刘德培生活遇到困难时，他联络中国社会科学院祁连休向全国民间文艺界发出捐助的呼吁，帮助渡过难关。当刘德培病逝时，他又率领湖北省民协一行人冒着风寒雨雪赶到鄂西山村，办理丧事，并按当地习俗彻夜给这位中国的口头语言大师“跳丧”送行。对另一位长阳土家族女故事家孙家香，他带着夫人陈丽梅不辞辛劳，前往她家中进行探访，听她讲故事，送她衣料，还促成了当地政府采录出版《孙家香故事集》。他积极写文章宣传民间艺术家，字里行间总是洋溢着对这些读书识字不多却智慧迸发的口头语言艺术家的深切赞誉。2002年岁末，他在湘西山区调查时遭遇车祸受重伤，康复后他仍一如既往地奔走于乡间田野，积极投身于中国民间文化的保护工程之中。
青少年时代受乡村民间文学的熏陶和工作后长期保持与乡村民众的密切联系，形成了他深厚的民间情结和贴近民众的诚朴作风，他非常重视乡村带着泥土芳香的民间文化，理解尊重、体贴和关心民间艺人，并以此观察民间故事在农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形成了他的民间故事研究理念以及对民间故事艺术世界的独特理解，构成了他独特的人生境界和学术追求。
(二)执着的科研精神
1957年，刘守华毕业后留校从事民间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并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他认为，在这个自己所喜爱的学术园地上耕耘，既是一个学人的职责，也是一种人生享受。在他长达六十余年的教学与科研生涯中，他以执着、勤奋、严谨和勇于开拓、追求卓越的精神受到学术界的赞誉。
他始终不渝追求学术，追逐真理。他不止一次谦虚地谈到：“我没有什么天才，只能靠长时期孜孜不倦的努力来积累创造学术成果。一个人抓住一种有益的学问，只要几十年不间断地做下来，即使不是天才，也会有显著成就。”他读书、教书、写作，总是全神贯注、乐而忘倦，因而被学界称为最勤奋成果最多的学者之一。比如刘守华对“求好运”民间故事经典个案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求好运”这个民间童话故事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追踪研究，搜集了近三十个省市区，二十多个民族的二百一十余篇异文。他认为：“追踪研究可以说是我的特点之一，是一种执著，是对某些个案的不断追踪。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我能够完全沉浸在里头，思绪不断，恒久琢磨，才有所领悟。把解开谜团作为一种乐趣，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这里面有个理论和方法的问题，理论上要不断地学习探索，开阔视野，奋力趋前，把学问做活做深。”
刘守华崇尚许多前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力求将自己的学术观点建立在充分可靠的事实材料和严密合理的论证说明的基础之上，而不愿以根据不足的标新立异求取轰动一时的社会效应。他常说：“学术研究不能马虎，不能急功近利，而应该精益求精，在掌握大量现有理论的基础上，还应对其抱有怀疑的态度，要有向前人、向大师挑战的勇气，争取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取得突破。”他善于以历史追踪的大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光，以论证的深入有力与新材料的发掘为亮点。比如，在中国民间故事史研究方面存在许多难题，但刘守华以其坚毅的求真探索精神迎难而上，从近三百余种古籍中甄选故事文本六百余篇，精选出三百多篇故事文本，加以重点研究，以现代民间文艺学锐利的科学眼光与分析力，对各个重要故事文本，作了切实的校勘、评释，且联系有关史实文献及文化背景，剖析其重要的文化内涵、美学特征、所属故事类型，并探求其来龙去脉。
《环球人物》为此对刘守华做了专访，以《追故事的人》为题刊出，文中写到“作为中国民间故事的扛旗人物，从1953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至今，刘守华潜心研究民间故事63年。……虽然大半辈子做同一件工作，但刘守华从没有感到过厌倦和乏味。‘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研究民间故事对于我来说，不仅是工作，也是兴趣，还是社会责任的体现。’刘守华说”。时间的磨砺、不懈的探寻使它站在学术的高峰。
(三)宝贵的学术情缘
刘守华多次讲到，他的学术成长与学界众多的专家学者的扶持与指导密不可分，因此在他的文章常常提到一些学术大家对他的教诲与勉励。2018年10月15日他在《华中师范大学报》上发表了《五湖四海结学缘》，文中详细记叙了他与钟敬文、季羡林、丁乃通、李福清和谭达先等学人的宝贵学术机缘，深切表达了对他们的感激之情。这体现了刘守华同行相长、谦虚求教的学术品格。
钟敬文是中国民俗学之父，受其故事研究的启迪，刘守华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作比较故事学探索。他每次赴京只要有机会都会去拜访钟敬文，就故事研究问题向他求教，钟敬文总是不吝赐教。钟敬文还为他的著作题字，寄语他“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他认为，钟敬文不论学术与人品，都是激励他奋进的楷模。刘守华因为研究比较故事学而得到季羡林的鼓励和教诲，季羡林还邀请他参加东方文学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并介绍他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使他结识了许多比较文学界的朋友。他在刊于《文汇读书周报》的《风范长存忆季老》一文中特别指出：“在这30多年向季老请教、同季老交往的过程中，……他对学问的认真执着、对年轻一代中国学人的深切关怀，以及平易朴实的生活作风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他关于比较故事学的一系列真知灼见，更成为启迪我进行学术创造的牢固基石。”
国际著名的民间文艺家、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更是热情鼓励他开展民间故事研究，丁乃通在与他的通信中还表示“深深了解你对故事学的热诚，在这一点上，我们真是志同道合”，推荐他加入总部设在芬兰的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1985年，刘守华邀请丁乃通来校讲学达一个多月。刘守华认为，丁乃通既有关于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民间文学的深厚积累，又熟谙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学术规范，以贯通古今中外人文的科学眼光来研究民间故事，帮助他走进了这门学科的国际学苑。这种交往不仅对提高他的学术有益，还增强了他弘扬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与责任心。聆听丁乃通教诲的民间文学小组的那批学生中，迄今已有多人成长为教授，置身于高校民间文艺讲坛之中。李福清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汉学家鲍利斯·李沃维奇·里弗京的中文名字，专门研究中国的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为了研究民间故事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多次通信探讨民间文学问题，还相互撰文共同探讨民间文学的诸多重大话题。1990年刘守华还邀请他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学。刘守华认为：“李福清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既建立在见识广博、资料丰厚的实证基础之上，又富有俄国历史诗学的开阔学术视野，常使我在民间文学研究上受到有力启示，成为我漫忆学缘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关于谭达先对他的影响，刘守华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之间既有多次促膝畅谈，更有长达一二十年频繁的书信往来，最难忘的是他用心撰写并在海外报刊发表了8篇关于我的书评，从《中国民间童话概说》到《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从《故事学纲要》到《比较故事学》等。对友人著述既有热情洋溢的肯定与赞誉，也大都有坦诚的商榷或批评，如《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研究写作，我就是按照他审阅书稿的意见，对所有涉及的古代作者均加注了生卒年月。对《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一书，也是吸取他在书评中的批语意见，在修订再版时新写了‘道教与民谚’一章。……他勤奋执着地从事研究中国民间文学‘苦中作乐’的传奇经历与品格，一直有力地激励着我在这一学圃中耕耘不息。”
由此可见，刘守华在不断探求研究学术的过程中，因许多机缘结识一些老师和学友，从这些学术情缘中他获得了许多学术资源，得到很多有益的学术帮助，毫无疑问这些宝贵的学术情缘，对促进刘守华的学术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四)开阔的研究视野
刘守华虽然为人很低调、生活很简朴、思想较传统，但他在做学问上却是一个接受新的学术思想很快、极富创新的人，其研究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兼容并包的自由精神。他反复强调：“做学问应该高瞻远瞩，把视野放宽些，多学习吸收新的东西，在多个学科之间寻求创新的灵感。”“要学习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包括西方民间文艺的各种方法与成就，但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同时以弘扬中华文化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为目标。在这个前提下，广采博收，吐故纳新，就既能不断更新知识、方法和观念，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始终一贯的个人特色。”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刘守华就率先在国内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民间文学，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芬兰历史地理学派分析民间故事流传路径和原型的方法，用俄罗斯普罗普结构主义理论分析民间故事的叙事结构及其规律，用弗洛伊德、荣格精神分析学派理论研究民间文学中的母题、原型的心理机制。
刘守华不仅注重国内学术交流，还特别积极与国外学者展开学术交流，这种学术交流的开阔视野与博大胸襟，成为他巨大的学术动力与资源。改革开放初期，刘守华就积极邀请国际著名的民间文艺家如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时任美国民俗学会会长邓迪斯以及饭仓照平等一批国际著名学者来校为学生开设学术讲座，扩大了学术视野。刘守华注重对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吸收与运用，在充分尊重他人成果的前提下，辨析使用了汤普森、丁乃通、钟敬文、金荣华等国内外学者的类型索引及相关研究成果，充分运用季羡林、常任侠等学者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成果和梁丽玲、吴海勇等学者的佛经典籍研究成果。因此，在宗教文学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中，他虽以类型研究为主，却能同时吸纳其他学者较为可靠的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多种研究方法以多种视角观察宗教故事与中国民间故事的关系，并加以创新深化研究。他还参与了编纂中、日、韩三国的民间故事合集，向世界宣传中国民间文化。刘守华说：“我以为治学的要旨，是给学术界提供前人尚未发现的东西，这就需要开拓和创新。开拓意味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前进或深化；创新，就是要以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得出新的更接近对象本质和真实面貌的结论。”
刘守华不仅同美国、日本、韩国、苏联的民间文艺学家建立了联系，积极引进国外同仁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坦诚的学术对话，而且随着他不少论文被译介到海外，其影响亦日益扩大。正如《中国比较文学通讯》刊文指出的那样：“刘守华先生的研究，从视野、对象到成果，都早已冲破了国界，进入世界学术大网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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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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