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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耕织图的意义究竟何在
“讨论图像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讨论图像与人的关系，不可能有脱离人而有存在价值的图像，也不可能有图像可以脱离人而有价值”，“因为大多数图像是由人为了某些个人的或集体的某种(宣传的、信息的、宗教的、教育的，总之是意识形态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因此，对耕织图的解读也必须要将其放到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去才能真正加以理解。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农业在上自国家政治、下至民众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其他近代帝国一样，中华帝国是以农业为经济支柱的。大约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孔子时期，‘以农为本’的农业帝国宇宙论和政治原则，就已经在早期中国建立起来了，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因此，‘促耕’是统治阶级的首要任务，从皇帝的宫廷到地方官的府衙，无一例外。”为了“促耕”，从早期中国开始就建立起一套有关农业生产的仪式或礼仪活动，如郊祀、社稷之祀、大雩礼、籍田礼、先蚕礼等，以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或显示统治阶层对农业的重视，意在劝民力田。与一般的农祭仪式不同的是，这些祭仪活动都被纳入国家正式祀典之中，是为国家之“礼”。
耕织图的创作与推广，应该也是古代“重农”之礼的一种体现，也可看作是一种重要的仪式性活动，虽然其并没有被列为正式的、常规性的国家之“礼”。耕织图的创作者，或为地方官员与士绅，如南宋楼、元代杨叔谦、明代邝璠、清代方观承等；或由皇帝命宫廷画师而作，清代各朝耕织图基本均如此。尽管创作主体多样，但在流传、推广过程中却都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重视，并往往以皇帝或中央政令的形式被推向民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耕织图的创作与推广就是一种国家之“礼”。只是这一“礼”在内容上是以非常“俗”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即看似最普遍、最平淡无奇的农桑活动。俗，即大众的、普遍流行的风俗传统、行为习惯等。因此，作为基本技术体系的耕织活动，如同衣食住行等，应该是传统中国社会最普通、最常见的“俗”了。只是虽然耕织之“俗”极为普通与常见，地位却极为重要，不仅关乎人们的衣食温饱，还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与国家秩序的稳定与否，于是以平常之“俗”来践行国家之“礼”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耕织图创作与推广的技术推广意义可能并不大，而更主要体现出的是一种隐喻或象征意义。
绘画作品一般都有作品内容本身所表达的意义与作品在具体语境中所表达的意义之分：作品本身内容表达的意义是固定的、唯一的，而具体语境中的意义却是随语境变化而变化的。对于绘画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表达，范美霞称之为“绘画中的隐喻”。她认为，绘画是否使用隐喻以及使用何种具体的隐喻手法与绘画履行的功能密切相关，而绘画功能的表达又是由绘画隐喻的行为主体决定的。绘画隐喻的行为主体是多元的，可以是画家本人，可以是绘画创作的赞助者，还可以是绘画的使用者与鉴赏者等。就耕织图而言，历代虽多有绘制，由于基本都是以楼《耕织图》为“母本”的，因此在作品本身内容上基本保持不变，但由于所处时代及行为主体的多元性，使得历代耕织图在具体的创作原因或动机上各有不同，也就是说具体的“绘画隐喻”有所不同：有的为响应帝王号召、凸显个人政绩(如楼《耕织图》)；有的意在劝谏皇帝重视农桑(如杨叔谦《耕织图》)；有的则在于劝诫臣庶重视农桑(如康熙《御制耕织图》)；有的是为了讨好老皇帝(雍正《耕织图》)；有的在于遵从祖制(如嘉庆《耕织图》)；有的则重在宣传、推广某项技术知识(如光绪《桑织图》)。但不管具体动机如何千差万别，其最终目的或者说功能却是一致的，即宣扬“农为天下之大本”的重农理念并劝课农桑。具体来说，又可分为三个层面：彰显最高统治者重农耕、尚蚕织的统治理念，体现帝王对农业、农民的重视与关心；鞭策、劝诫各级官员重视农业生产、永怀悯农与爱农之心；教化百姓专于本业、勤于耕织。
“非图，不能举要”；“非图，无以通要”；“非图，无以别要”。在传播知识与表达意义方面，图像具有文字不可替代的重要功用与价值，“它们能够传播意义、陈述力量、规定位置”。尤其是考虑到传统时代，民众识字率低下，因此直观的图像更是有极大的“用武之地”。如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为了使绝大多数不识字的穷人得到教诲，教会就曾发行了许多图画本的《圣经》，即“穷人的圣经”，或在修道院、大小教堂的墙壁上画满有关基督教的图画，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考虑到图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历代王朝都将其作为一种施行教化规鉴的重要媒介与手段来加以应用与推广。这种教化规鉴作用，又可具体分为几个方面，如对帝王的规鉴讽谏，对属僚功臣的“旌表”，对吏民百姓“劝善戒恶”的教化作用，等等。这其中对吏民百姓的“劝善戒恶”又是最为主要的作用。以此相对照，中国古代耕织图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实践为基本主题，以图像为基本载体，用诗歌以达其志，通过国家仪式与政府行政的方式加以创作与推广，根本上体现出“官”对“民”的“教化”“爱护”与“认同”(虽然也有臣下对帝王的规鉴意义)。正所谓“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而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则在于宣扬、创造并维持一种各安其业、各担其责的和平安定的稳定社会秩序。故康熙在《御制耕织图·序》中说：“庶于斯图有所感发焉，且欲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之，衣食丰饶，以共跻于安和富寿之域。”而对这种社会秩序，康熙帝在其亲撰的《农桑论》中亦曾有过明确表达，“尝躬行三推以率天下农矣，而敦实崇俭之令绳督有司，靡不加意”，希望做到“薄海以内，袯襫之众比肩于野，杼轴之声相闻于里，庶几古初淳朴之风”，“使天下之民咸知贵五谷，尊布帛，服勤戒奢，力田孝悌而又德以道之，教以匡之，礼以一之，乐以和之，将比户可封而跻斯世于仁寿之域”。
事实上，保持并维护社会的稳定，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控制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传统社会，农业生产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农民大众为最主要的社会主体与生产主体；农民往上，是人数较少但却占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与高高在上的皇帝，他们及整个国家机器要依赖于农民的供养才能生存与运转。在这一社会分层下，农民的职责在于安于生产、服务上层并聆听教化，皇帝及官僚阶层则应勤政爱民，行“善政”，承担好自己“保护者”与“教化者”的角色。只有民众安于耕织，才能衣食有保、安居乐业，才会不易为匪，进而利于国家的编户齐民与理想社会建设；统治阶层只有爱民、怜民并时时表现出对“农”的重视，才能得到下层民众的爱戴与认同。因此，耕织图的绘制与推广，具有维护道德准则与社会秩序的深层意义，有利于国家大一统观念的贯彻，同时兼具文化认同与社会治理的作用。而这才是历代耕织图之所以创作不停的最根本原因。正如白馥兰在谈到楼《耕织图》时所说的那样：“楼的绘图流行的原因并不在于它所包含的实践讯息，而在于其所反映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秩序。”
传统中国是一个非常强调道德伦常的社会，反映在社会控制上，虽然传统中国有着发达、成熟的行政官僚体系与制度，但在具体的行政管理过程中，道德教化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支撑中国官僚体系运转的不是关于职业化管理的系统知识，而是发达的伦理道德：道德是官员任命的依据，推行道德或实施道德教化是为公共管理的具体内容，在复杂精细的公共管理结构中，充斥着的是道德知识和践行道德的要求。这一传统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正如黄仁宇所言：“以抽象的道德代替工作的效率，以仪礼算为实际的行政，都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作根据。”而历代耕织图的绘制与推行，目的即在于对民众施行道德教化，故而就本质而言，其正是传统中国这一道德化行政的一种体现。虽然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能如中央政令那样发挥直接的行政功用，但却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正如格尔茨对巴厘“剧场国家”的研究所展示的那样：“国家藉由演出一套秩序的意象来规范社会，这组意象对旁观者而言是一个模范，它内在于国家本身，亦是国家据以自鉴的典型。”所以，历代体系化耕织图的编绘，并不只是发行一册图画那么简单，也不单纯是为了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而是具有深远的象征与社会治理意义。
（本文刊载于《文史哲》2018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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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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