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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代丧葬仪式具有过程公开、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其中所产生的舆论评价机制，直接鼓动了汉代社会对丧葬仪式的热情与坚守。虽然社会上不可能完全杜绝不忠不孝、伪忠伪孝行为的发生，但是通过丧葬仪式的教化及其所建立的相关社会舆论评价机制，为人们树立起羞耻心，并对这种忠孝的道德行为产生制约。礼教的意义不在礼仪细节本身，而是社会大众普遍意义上的践行以及心理上的乐意接受与认可。
关键词：丧葬礼俗;礼学经典;厚葬;社会教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研究”(16BXWO4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田家溧，女，历史学博士，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河南郑州 450001)，主要从事中国秦汉史研究。
《礼记·经解》有言：“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1]652因为儒家相信“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2]6。汉代的国家政策也循着这条思路，大力倡导社会孝行，希望民众由孝心进而培养对汉王朝忠心。也正因为此事关乎王朝向心力之所在，相较皇室婚姻礼仪收到众多儒生谏书的情境，汉代没有哪位天子敢公然违背孝行丧仪①，反而会因为社会对丧葬礼俗的“过度重视”而下诏象征性地矫正。
目前对汉代丧葬礼俗的相关研究有钱玄《三礼通论》[3]，其对经书中所涉及的丧礼仪式、器具用品等细节详细考证归纳。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4]一书，偏重于从两汉书等文献资料搜集整理汉代丧葬礼俗，提纲挈领勾勒汉代丧葬仪节。李如森《汉代丧葬礼俗》[5]一书，着重以考古学成果为基础，搜集了大量汉代出土墓葬资料。范志军的博士论文《汉代丧礼研究》[6]结合礼经学与汉代社会实际情况，重点讨论了汉代的丧服制度与居丧仪节，最后以马王堆汉墓为个案研究辅证。还有不少著作着眼于对汉代丧葬礼俗变化现象进行分析。蒲慕州先生著作《墓葬与生死 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7]，以及黄晓芬先生著作《汉墓的考古学研究》[8]，都是着眼于发掘汉代墓葬形制结构变化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灵魂、生死观念的变迁。杨天宇先生的文章《略论汉代的三年丧》[9]，分析了汉代三年丧实行的社会现象以及现象背后政府、社会的态度。黄榆惠的硕士论文《三礼书中丧礼的仪式与象征研究》[10]，主要以三礼经书为本，深入挖掘丧礼仪式背后所蕴含的象征与意义，对于理解丧礼仪式的人文意义很有帮助。
虽然学者们对丧葬礼俗的研究珠玉在前，但丧葬礼俗在汉代社会应用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丧葬礼俗可以说是汉代统治者在诸礼之中贯行得最好的一种，皇室也鲜少收到来自儒生的相关谏书。皇室对丧葬礼俗的重视超越其他诸礼的原因何在?汉代丧葬礼俗同先秦时期相比，厚葬倾向非常明显，蒲慕州和黄晓芬两位先生已经着重分析了墓葬形制变化同汉代社会思想、灵魂观念变化之间的关系，那么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在推动这个变化?杨天宇先生也指出了汉代从少行三年丧到守丧成为一种社会性现象的变化，这种变化有着怎样的社会意义?这些都是值得继续挖掘的问题。
一、丧葬仪式的社会性分析
汉代丧葬礼俗较前代有了一些变化，可简要概括为三点：墓葬形制、葬后祭祀方式以及丧服制度②，总体来说是一种社会性的厚葬风气以及对丧葬仪式的过度关注。但这种热情在先秦社会中并不明显。《续汉书·礼仪志》中有“大丧仪”，却没有“大昏仪”“大冠仪”，虽然冠、婚、丧、祭这四种礼仪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开性和社会教化意义，但是丧礼明显居于翘楚地位。关于产生汉代厚葬风气的原因，蒲慕州有精要的分析与总结，其中包含了三种原因的解读：汉代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国家孝治思想支持以及灵魂观念转变③。这里想要分析的是在以上三种原因基础上衍生出的第四种原因：丧葬仪式的社会性背后所深藏的功与名。
丧葬仪式不仅是为死者服务，同样也是生者亲属朋友之间沟通与互动的一个媒介。丧葬仪式不仅是死者生前身后荣誉的一种象征，同样也是社会对参与仪式的亲属德行能力进行评价的标尺。《礼记·檀弓》：
孔子在卫，有送葬者，而夫子观之，曰：“善哉为丧乎!足以为法矣。小子识之。”子贡曰：“夫子何善尔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贡曰：“岂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识之。我未之能行也。”[1]72
这段孔子观察卫人送葬的小故事，显示了早在先秦，丧葬仪式便自有其公开性。孔子注重观察的是送葬人的“容色”，因为容色能够传达人的真实情感，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行丧礼而尽致哀情。
跳出儒家的视野，人们在丧葬仪式中，首先注重的是对人能力的判断以及关系的结交，《史记·项羽本纪》载：
(项)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11]267
汉初项梁善结交，有贤名，故常主办吴中丧事，并通过丧事中众人的表现以判定其能力。陈平同张负家之所以能够结亲，也是陈平在乡邑丧礼中的表现突出[11]2051。丧葬仪式必然会带来亲戚朋友之间往来走动的机会，故有人趁此而结交：如陆贾为辟阳侯出谋，令其在平原君母丧时期厚助丧事，以换取平原君的效忠[11]2702。也有人因此际遇而结梁：梁冀“小女死，令公卿会丧，乔独不往，冀又衔之”[12]2093。一个人的影响力和社交能力也可以从丧葬仪式中得到明确的体现，“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11]3184。楼护善于交际，尽入王氏五侯兄弟之门，具得其心。楼护母死，“送葬者致车二三千两，闾里歌之曰：‘五侯治丧楼君卿。’”[13]3707
正是在这种自身本有的开放性基础之上，随着国家孝治政策的导向而使得丧葬仪式过程中逐渐深藏功与名，遂成为汉人极度关注丧葬仪式的最有力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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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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