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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耕织图由谁而作、为何而作
“图像解读，首先是对图像记录者的解读，即了解这些图像是谁的想象。”那么，古代创作耕织图的都是何人?他们为何要创作耕织图这种图像形式呢?具体说来，不同时代、不同的创作者，其具体动机可能各有不同。正如张仲葛所说的那样：“这些古代农业图像，就其形成之动机言，绝不一致。”
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与耕织相关的图像主要是青铜器上的图画，如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宴乐射猎采桑纹铜壶”上的“采桑图”、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采桑铜纹壶”盖上的“采桑图”等，但其明显是出于装饰的考虑。秦汉之后以至隋唐，在画像石、画像砖及墓室壁画、石窟壁画中，也能发现大量与耕织相关的图像，如牛耕图、耙地图、播种图、采桑图等。有学者认为，这些图像的“主要作用是宣传和推广当时先进的耕作技术，具体来说就是铁犁牛耕”。不过这更多只是一种想当然的认识，因为这些画像主要是在墓室中发现的，也就是说并不会为当时人所见，那试问其是如何发挥推广耕作技术的功能的呢?其实大量有关画像石、画像砖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些图像的主要作用在于装饰美化与营造氛围。如蒋英炬认为：“这些画像在一定程度上所起的作用，就是随葬品的代替、扩展与延伸。”杨爱国也认为：“其实不只墓室画像石如此，墓室壁画和画像砖的内容也同样有此功能。这些墓室建筑装饰与墓中的随葬品一起共同营造了一个当时人认为理想的死后世界。”
与前代相比，宋之后出现的耕织图日渐系统化，开始注重细节的描画，也不再被封闭于幽暗的墓室之中，那其创作者又是出于何种具体动机呢?先看南宋楼《耕织图》，这是我国现今有确切证据并有摹本留存下来的第一部体系化耕织图。楼，字寿玉，浙江鄞县人，生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卒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楼之所以要创作此《耕织图》，主要是出于一个地方官员对皇帝“务农之诏”的响应。对此，楼之侄楼钥为《耕织图》所作的题跋曾言：“高宗皇帝身济大业，绍开中兴，出入兵间，勤劳百为，栉风沐雨，备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为心，未遑它务，下务农之诏，躬耕耤之勤。伯父时为临安於潜令，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农桑之务，曲尽情状。虽四方习俗间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见者固已韪之。未及，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课最闻。”对此，明代宋濂亦云：“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劝农之诏，郡国翕然，思有以灵承上意。四明楼，字寿玉，时为杭之於潜令，乃绘作《耕织图》。”当然，这其中楼个人的悯农、重农情怀也应是一个重要原因。若说皇帝的提倡是“外因”的话，则楼个人的重农、悯农情怀应是其创作《耕织图》的“内因”。史载，楼是一个对民众疾苦十分关心的人。如早在其担任婺州幕府期间，当得知“州岁贡素罗数颇多，民不能输”时，他就积极向上级申请以减轻民众负担，“为州将作奏，自诣行在所，具言利害，朝廷为损其数”；看到“州县输纳至者，多不省轻重，予夺在吏”的情形时，他又“以其多寡所当出者，大书揭之”，由此“民甚悦”。事实上，重农、悯农意识是中国古代文人所固有的一种人文情怀，历史上、尤其是中唐以后，出于对普通百姓艰辛劳作与困苦生活的同情而创作了大量诗词歌赋与文学作品，这其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就是李绅的《悯农》诗了。
除此之外，据楼钥所载，楼创作《耕织图》可能还有更为实用的目的，即出于考课的需要。中国古代有定期对地方官员进行巡查考课的行政制度，以对官员“政绩”进行评定，而农桑垦殖、水利兴修等又是考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如据《宋史·职官志》所载：“以四善、三最考守令：德义有闻、清谨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为四善；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振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凡内外官，计在官之日，满一岁为一考，三考为一任。”因此，楼钥将《耕织图》的创作完成与楼的“以课最闻”并述，应是以《耕织图》证其劝课农桑之绩，尤其是考虑到楼所任职的地方又是都城临安下属的县份。而《耕织图》的创作，也确实为楼后来的一系列升迁打下了坚实基础，“初除行在审计司，后历广闽舶使，漕湖北、湖南、淮东，摄长沙，帅维扬，麾节十有余载，所至多著声绩，实基于此”。事实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楼《耕织图》为代笔之作，并非由其亲自绘制而成，而是他让人按自己意图绘制而成后再进呈给宋高宗的，就如同宋初开宝年间权臣孙四皓让寓居画家高益绘制《搜山图》并进献给皇帝一样。若果真如此的话，则响应皇帝号召并证明自己劝课农桑之绩的意图也就更为明显了。
元代程棨《耕织图》，现藏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据乾隆三十四年(1769)《耕织图》刻石题识中称：“《耕图》卷后姚氏跋云：耕织图二卷，文简程公曾孙棨仪甫绘而篆之。织图卷后赵子俊跋，亦云每节小篆，皆随斋手题。今两卷押缝皆有仪甫、随斋二印，其为程棨摹楼图本，并书其诗无疑。”由此记载可知，此《耕织图》为程棨据南宋楼《耕织图》临摹而成。程棨，生平事迹不详，现只知其为程琳(985 1054，谥号文简)的曾孙，字仪甫，号随斋，安徽休宁人，系当时书画名家，人称“博雅君子”。另据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可知程棨曾著有《三柳轩杂识》一书。程棨临摹楼《耕织图》的具体动机为何，受资料记载所限我们不得而知，但由其为书画名家的身份推断，可能主要是出于对《耕织图》的喜爱而临摹之，其本意绝非为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事实上，临摹楼《耕织图》或据其再创作是一种常有之举，如仅在南宋就至少出现了6套与之相关的耕织图作品，如梁凯《耕织图》、刘松年《耕织图》等。程棨《耕织图》外，元代还有由诸色人匠提举杨叔谦所作的《农桑图》，并由赵孟奉懿旨作诗二十四首。
延祐五年四月廿七日，上御嘉禧殿，集贤大学士臣邦宁、大司徒臣源进呈《农桑图》。上披览再三，问作诗者何人?对曰翰林承旨臣赵孟；作图者何人?对曰诸色人匠提举臣杨叔谦……钦惟皇上以至仁之资，躬无为之治，异宝珠玉锦绣之物，不至于前，维以贤士、丰年为上瑞，尝命作《七月图》，以赐东宫。又屡降旨，设劝农之官，其于王业之艰难，盖已深知所本矣，何待远引《诗》、《书》以裨圣明。此图实臣源建意，令臣叔谦因大都风俗，随十有二月，分农桑为廿有四图，因其图像作廿有四诗，正《豳风》因时纪事之义，又俾翰林承旨臣阿怜怗木儿，用畏吾尔文字译于左方，以便御览。
从上述记载可知，此图主要是为进呈皇帝以示劝农、重农之意而作的。邦宁，即李邦宁，其本为南宋宫廷的一名小太监，宋亡后随瀛国公(端宗赵昰)入元廷，后受元世祖重用，累官至集贤大学士，《元史》有传。大司徒源，不知为何人。杨叔谦，元代著名宫廷画家，潘天寿称其善画“田园风俗”。另，与楼、程棨《耕织图》不同的是，此图反映的是大都(今北京)而非江南一带的农作与蚕桑情形。可惜此图在国内外至今尚未发现，只有赵孟所作二十四首诗歌尚存。
明《便民图纂》耕织图。《便民图纂》由《便民纂》加楼《耕织图》合编而成，只是图有增删、改动，并非完全照搬。《便民图纂》编者一般认为是邝璠，“字廷瑞，任丘人，进士，弘治七年知吴县，听察勤政，无绩不兴，久任民和，循良称最”。邝氏虽为今河北人，但因在吴县为官，对太湖流域的农村与农业生产均颇为熟悉，故书的内容是以江南地区为主编写而成的，涉及耕获、蚕织、树艺、杂占、祈禳、起居、牧养、制造等多个方面。之所以要加入楼《耕织图》并稍作改动，目的在于使民众更易理解，正所谓“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对此，邝璠自云：“宋楼旧制《耕织图》，大抵与吴俗少异，其为诗又非愚夫愚妇之所易晓，因更易数事，系以吴歌。其事既易知，其言亦易入，用劝于民，则从厥攸好，容有所感发而兴起焉。”从“用劝于民，则从厥攸好，容有所感发而兴起焉”来看，作为地方官的邝璠借用此图仍有教化劝民的目的，故同治《苏州府志》称其“循良称最”。
清代是制作耕织图的高峰期，既有宫廷御制，也有地方自制；有综合描绘耕织的，也有专门宣传蚕桑和棉业的；既有绘画作品，也有石刻、木刻等，可谓丰富多彩。清代耕织图的兴盛是与帝王的重视和提倡分不开的，其中的第一部即是康熙《耕织图》。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南巡时有江南士人进呈南宋楼《耕织图》残本，带回京城后，遂命宫廷画师焦秉贞依图重绘，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刊行。由于由康熙帝亲撰序文并题诗，故名御制《耕织图》。不过此图虽是据楼图而绘，但却并非完全照搬，而是分别有所增减。作画人焦秉贞，“济宁人，钦天监五官正。工人物，其位置之自近而远，由大及小，不爽毫毛，盖西洋法也。康熙中祗候内廷，圣祖御制《耕织图》四十六幅，秉贞奉诏所作。村落风景、田家作苦，曲尽其致，深契圣衷，锡赉甚厚，璇镂板印赐臣工”。康熙帝为何要命焦秉贞重绘《耕织图》呢?宣扬“农为天下之大本”及其爱民、劝民之意，应是最主要用意，这在其所作的《御制耕织图·序》中表达得一览无余：
朕早夜勤毖，研求治理，念生民之本，以衣食为天。尝读《豳风》、《无逸》诸篇，其言稼穑蚕桑，纤悉具备，昔人以此被之管弦，列于典诰，有天下国家者，洵不可不留连三复于其际也。西汉诏令，最为近古，其言曰：“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又曰：“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欲臻斯理者，舍本务其曷以哉?朕每巡省风谣，乐观农事，于南北土疆之性，黍稌播种之宜，节候早晚之殊，蝗蝻捕治之法，素爱咨询，知此甚晰，听政时恒与诸臣工言之……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惓惓于此，至深且切也。爰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自始事迄终事，农人胼手胝足之劳，蚕女茧丝机杼之瘁，咸备极其情状。复命镂板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俾知粒食维艰，授衣匪易。书曰：“惟土物爱，厥心臧”，庶于斯图有所感发焉。且欲令寰宇之内，皆敦崇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之，衣食丰饶，以共跻于安和富寿之域，斯则朕嘉惠元元之意也夫！
康熙《耕织图》之后，“厥后每帝仍之拟绘，朝夕披览，借无忘古帝王重农桑之本意也”。雍正朝图，由“雍正帝袭旧章命院工绘拟”，共52幅。此图究系何人所绘，不得而知。现存图册分耕、织两部分各23幅，画面、画目与康熙焦秉贞图基本相同，只是排列顺序稍有改动，并删掉了楼原题的五言诗，增加了雍正御题的五言诗。乾隆《耕织图》是由乾隆命画院据画家蒋溥所呈元程棨《耕织图》摹本而作，不论在画幅、画目还是画面内容均与程图相一致，后刻石存于圆明园内。此外乾隆还曾令陈枚据康熙《御制耕织图》绘《耕织图》46幅，每幅图均有乾隆御笔行书题其所和康熙皇帝原韵诗一首。这几部耕织图均是沿袭康熙旧制而作，亦是为彰显农为国之本以及教化劝农之意。此后嘉庆帝也曾补刊乾隆《耕织图》，对于自己的动机，他亦曾言：“朕续有题咏，应补行编载，原书篇页内余幅甚宽……以示朕祗遹成谟重民务本至意。”总之，清代自康熙朝以至嘉庆朝，均有《耕织图》问世，其目的在于“借以宣传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劝民努力本业，从而巩固封建政权”。
与前代相比，清代不仅耕织图数量多，且有新型耕织图———《棉花图》、《桑织图》的创作。乾隆三十年(1765)，“高宗南巡，观承迎驾……四月，条举木棉事十六则，绘图以进”。对方观承之举，乾隆皇帝极为赞赏，并亲为之题诗，所以《棉花图》又名《御题棉花图》。方观承，字遐谷，号雨亭，安徽桐城人，曾任直隶总督二十年，“尤勤于民事”，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认为棉花有“衣被天下之利”的作用，功用不在五谷之下，故主持绘制了《棉花图》并上呈乾隆皇帝。因此，方观承绘制《棉花图》一定程度上可能与楼的动机相类似，既是重农与劝农的表现，也是凸显其个人“政绩”的一种表现。嘉庆十三年(1808)，嘉庆帝命大学士董诰等据乾隆《御题棉花图》编订并在内廷刻版16幅《棉花图》(又名《授衣广训》)，画目与画面内容与乾隆《棉花图》基本相同。董诰，字雅伦，一字西京，浙江富阳人，乾隆进士，累官至东阁大学士，工诗文，善画。《清史稿·董诰传》称其“尚书邦达子……邦达善画，受高宗知。诰承家学，继为侍从，书画亦被宸赏，尤以奉职恪勤为上所眷注”。嘉庆帝之所以命作此图，亦应是出于继承祖制与教化劝农的目的。
光绪木刻《桑织图》刻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原图24幅，册首图上有“种桑歌”，尾有跋语。其中作者在跋语中讲述了创作该图册的目的和过程：
桑蚕为秦中故物，历代皆有，不知何时废弃，竟有西北不宜之说。是未悉豳风为今邠州，岐周为今岐山，皆西北高原地，岂古宜而今不宜耶?历奉上宪兴办，遵信者皆著成效，惟废久失传，多不如法，不成，中止。奉发《蚕桑辑要》、《豳风广义》，或以文繁不能猝识……因取《豳风广义》诸图仿之，无者补之，绘图作画，刻印广布，俾乡民一目了然，以代家喻户晓，庶人皆知：务地利，复其固有。衣食足而礼义生，豳风再见今日，所厚望焉！是举也，书者为甘肃候补州判邑人张集贤，绘者为候选从九品邑人郝子雅。时光绪十五年岁次乙丑，冬十一月吉日刻，板存三原县永远蚕桑局。
由此跋语可知，这一木刻《桑织图》是由下层官员兼地方士绅以《豳风广义》(作于乾隆年间)为蓝本绘制的，这与清代《耕织图》多由帝王倡导有所不同。而绘图的目的，则是在关中地区宣传推广此地早已失传的蚕桑养殖与丝织生产。因此，与前述诸《耕织图》不同的是，此《桑织图》具有强烈的劝导及技术推广意味。光绪《蚕桑图》，作于光绪十六年(1890)，由浙江钱塘人(今杭州)宗承烈据宗景藩(曾于同治年间任湖北蒲圻知县)所撰《蚕桑说略》，请当时著名画家吴家猷配图而来，故名《蚕桑图说》。编著此书的目的，宗承烈在序言中说：“蚕桑者，衣之源，民之命也”，“植桑养蚕之法，浙民为善”，而“楚地却耕而不桑”，他认为这是“未谙其法”所导致的。序文的最后说：
唯种植饲缫之法，恐不能家喻户晓，爰检朝议公《蚕桑说略》，倩名手分绘图说，付诸石印，分给诸屯读书之士，转相传阅，俾习者了然心目，诚能如法，讲求勤劳树畜，则多一桑即多一桑之利，多一蚕妇即多一养蚕之利……衣食由此而足也。
从序言中可知，作者创作此图、编著此书的目的，则是在不事蚕桑的楚地宣传、推广浙江等地的蚕桑养殖技术，因此与光绪木刻《桑织图》相同，亦具有劝导及强烈的技术推广目的。
除上述耕织图外，1978年在河南省博爱县一农家门楼墙壁上，还发现了20幅估计是作于清光绪年间的石刻《耕织图》，展现了清代晚期豫北人民男耕女织的劳动景象。但此图作者为谁，又为何而作，现均不得而知，故在此不作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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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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