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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辛店大街的开辟
“泽畔说”是肯定靠不住了，那么，“常新说”“长行说”或者“长店新店合并说”是否就靠得住呢？
嘉靖十五年（1536年）吏部尚书李时撰写的《敕建永济桥记》[23]，应该是长辛店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篇文献。仔细阅读再加以实地勘察就会发现，长辛店大街的开辟史就记录在这里。
“桥记”中首先说明，嘉靖帝要修宫殿和皇陵，需要将西山的石料运往京城，中途必须经过“新店义河”，需要修路建桥，“特敕工部侍郎甘为霖、锦衣卫指挥使陈寅、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姜润身董工往治之”。这是一支由“交通部副部长”亲自领衔修筑的国家级公路项目，朝廷极其重视。其次说到，诸臣奉命，开通故沙，导浚山泉，“更治路一于新店义河之东”[24]，乃创石桥，上嘉之，赐名永济。那么，“永济桥”建在什么地方呢？该桥目前尚存，具体位置就在长辛店大街南关西侧，桥面现已埋入地下，桥身走向与大街完全吻合，均为南北走向。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还不是桥本身，而是“桥记”中的“更治路一于新店义河之东”。义河就是现在的“九子河”。长辛店大街就在义河的紧东边，是连接着“永济桥”，通向宛平城方向惟一的大路。长辛店大街不仅符合“桥记”中所说的“更治路一于新店义河之东”的所有条件，也是惟一符合以上条件的一条路。
结合上述文献及实地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嘉靖十五年就是长辛店大街的开辟时间。当然，早在长辛店大街开辟之前，长辛店一带就已经有了不少住户，不仅聚集成村，而且还有人开店迎客，有了“新店”村名，否则，“永济桥记”就不会使用“新店义河”来标识永济桥的具体位置。
事实上，“新店”作为村名，至迟在成化十九年（1483年）就已出现。《明实录宪宗实录》：“提督山厂工部尚书万祺奏：彰义门外、义井、新店、赵村、义河一带官路低洼，又因山水骤涨，运车皆为所阻，乞以卢沟桥余工修治，命都督同知白全督工填垫，凡三千余丈。”[25]明确点明了出京南下的卢沟桥官路上有一个叫“新店”的村子。但是，这条官路地势低洼，很容易积水，与长辛店人自称“铜帮铁底一条船，历来不怕被水淹”的长辛店大街显然不是一回事。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早在1483年以前，长辛店一带就已立村，村名“新店”。但是由于地势低洼，常常遭受水灾，行路尚且不便，居住更不适宜，所以一直发展不起来。直到1536年工部侍郎甘为霖领衔修筑石运大道，在义河东边“更治路一”，重新开辟了一条新路，也就是现在的长辛店大街，这才迎来了长辛店历史上最大的发展机遇。
《敕建永济桥记》所揭示的长辛店大街的开辟史，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号称“千年古街”的长辛店，却找不到任何早于明代中期的历史遗迹，哪怕一块砖、一片瓦，或者一段墙、一块碑。不过，这段开辟史是多数长辛店人所不愿看到的，因为如果认可这一事实，“千年古街”就变成了“五百年老街”。
四、“长辛店”名称始于康熙年间
新路修起来之后，新的“新店村”摆脱了地势低洼，行路不便的地理劣势，很快壮大起来。原来官路上的新店村居民，逐渐聚集到了地势更高的新路两侧，慢慢地形成了一条南北走向的街区。
嘉靖之后，“新店”一名屡屡见于官方志书。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宛署杂记》至少有七处提及长辛店，均称做“新店”。
许多文史研究者都认为，明代的“长新店”可能是由“长店”和“新店”两个相邻的小村落随着历史的发展慢慢地连在一起形成的。可这种猜测目前找不到任何文献依据，汗牛充栋的明清文献中，要么是“长店”，要么是“新店”，要么是“长新店”，从未有过“长店”和“新店”同时出现的情况。我们只能说“长店”和“新店”是同一个村的两个不同的名称，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它是两个并列的村庄。
至迟在天启年间，沿着永济桥北边这条新开辟的大路，在这块“新店村”的地盘上，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五里长街，时人又称之为“长店”。据《明实录熹宗实录》记载，天启元年（1621年）十二月：“乙酉，御史李日宣以防御久弛、寇盗公行，议于都门前抵良乡界约五十里，如长店、大井、柳巷、五里店、太平埚等处，五里筑一高墩，盖一小堡，每墩堡宿兵十名。”[26]《日下旧闻考》认为：“长店当即今长新店，在卢沟桥西五里。”[27]光绪《顺天府志》更进一步指实长店即长新店：“四十五里长新店。《明实录》长店筑墩堡即此。”文下注称：“《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长店筑墩堡，宿兵十名。《旧闻考》长店当即长新店。”[28]
整个有明一代，卢沟桥一带的治安都还很成问题，“防御久弛、寇盗公行”。己巳岁也即崇祯二年（1629年），桥北村庄数百家“虏焚掠略尽”[29]。卢沟桥一带的治安问题这么突出，河西村铺的繁华程度是受限的。在明末小说《梼杌闲评》中，长辛店依然是个“小去处”：“行了一日，来到长店。那长店是个小去处，只有三五家饭店，都下满了，没处宿。”[30]
清代初年，朝廷加强了对京畿地区的治安管理，长辛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康熙巡幸畿甸时，至少曾四次驻跸长辛店。长辛店的治安基本得以解决，逐渐成为繁华的重要驿站。
在清初官方文献如《清实录康熙朝实录》中，长辛店主要使用“长店”一名，“新店”之名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因为当时唤做“新店”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在景泰五年（1454年）成书的《明一统志》中，全国以“新店”为名的邑镇只有4处，可是到了乾隆八年（1743年）的《大清一统志》，全国以“新店”为名的邑镇已经多达39处。康熙年间，北京周边，昌平、通州等地都有叫做“新店”的邑镇，尤其是昌平县治也叫“新店”，这个“新店”比长辛店这个“新店”的重要性和名气都大得多。
各地的“新店”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官方文献中，极容易造成混乱，执行起来也会有麻烦，所以，康熙时期的重要官方文献一般都将长辛店写作“长店”。自此以后，官方文献中极少见到将长辛店写做“新店”的。
朝廷倾向于用“长店”取代“新店”，可是，民间早已习惯了“新店”的叫法，为了调和这种矛盾，人们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办法，干脆把“长店”“新店”合在一起，于是发明了“长新店”一名。如康熙年间宛平知县王养濂主持修纂的《宛平县志》中有四处提到长辛店，既不用“新店”也不用“长店”，均写作“长新店”。
正是从康熙年间开始，“长新店”一名开始出现在了地方文人和往来客官的笔下。到了雍正之后，“长店”逐渐退出朝廷文书，“长新店”逐渐成为主流。从乾隆时期开始，所有官方文献一律使用“长新店”。即使文件中出现“新店”，一般也不再是长辛店了。这种稳定的称呼一直持续到光绪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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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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