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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五十步笑百步:历史与传说的关系
——以长辛店地名传说为例
  作者:施爱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3-01 | 点击数:4834
 

五、以“辛”代“新”起于“百日维新”失败

  “长新店”与“长辛店”之间的替代,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这种突然的变化提示我们,由“长新店”更名“长辛店”,一定是发生了一个不得不改名的事件。

  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为我们精确定位更名的时间节点提供了可能。我们首先使用“长新店”作为关键词检索《申报》,发现该报在1898年之前几年,几乎每年都有相关报道,1898年当年仍有4条与“长新店”有关的新闻,其最后一条出现在1898年6月9日。[31]

  从《申报》看,“长新店”一名在1899年突然中止。相反,“长辛店”一名的出现恰恰始于1899年,如:“天津访事友人云,由津沽至牛庄一带铁路,现已筑至金州。每日开驶火车,附搭货客,颇觉日长炎炎。其卢汉铁路择地长辛店设立总局,已经营缔造,大兴土木之工,并拟修造洋楼,以备西人栖止。”[32]

  此后数年间,大凡与长辛店相关的新闻,基本都与卢汉铁路(或京汉铁路)相关。由于铁路是当时最受关注的新闻点,而长辛店又是京汉铁路上最著名的站点,京汉铁路“总局”所在地。所以,“长辛店”一名随着反复出现的铁路新闻迅速成为一种共同知识。从1899年到1949年,《申报》涉及长辛店的报道多达1304条,只有5条使用了“长新店”,其余均为“长辛店”。

  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基本可以认定改名的时间节点是在1898年下半年至1899年之间。虽然有人认为,在华北地区,许多村名都经历过由“新”到“辛”的衍变[33]。但是,名称改得如此突然而果断,决不可能是自然的衍变,而只能是强悍的外在力量,这种力量只有一种,就是行政或者媒体的力量。问题是,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件,有必要弃“新”就“辛”呢?

  这时,我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废除新法止,变法一共维持了103天。政变之后,新法、新政都被废止,维新派遭到捕杀,甚至连带“新”字都受到诛连。比如两朝帝师翁同龢乃晚清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曾因维新失败而大幅删改自己的日记:“翁同龢自戊戌罢归后,为避忌讳,将日记中所载与维新活动有关的人物、事件等作了改动,其中有挖改之处,亦有将整页剪下重新改写之处,此类挖改在手稿中均有明显痕迹。”[34]

  当然,我们没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说明由“新”改“辛”跟“百日维新”的失败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肯定的只是“辛”名之所以能够以紫夺朱,是因为盛宣怀总办的“铁路总公司”将该地站点定名为“长辛店”而不是“长新店”,该站名在1899年卢保铁路通车之后名声大噪。而盛宣怀“向以善于对那拉氏恭维逢迎闻于当时”[35],或许正是因为盛宣怀考虑到了长辛店在中国铁路事业上的重要意义,知道慈禧太后前往西陵必经长新店,而慈禧太后又是个特别迷信,禁忌多多的老太婆,为了逢迎慈禧太后的欢心,避免在站名上出现“政治不正确”的词汇,故意将本该为“长新店”的站名改成了“长辛店”。

  无论以上猜测是否正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长辛店”取代“长新店”一名的确立,是与卢保铁路(后来成为京汉铁路的一部分)的建成,以及该铁路站点在中国近现代战争史和铁路史上的重要地位相关的。所以说,“长辛店”一名的迅速传播及其影响,既是近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中国社会巨大冲击力的表现,也是现代传媒舆论影响力的象征。

六、“历史”是话语霸权,“传说”是矮化标签

  通过以上关于长辛店地名来历的知识考古,我们似乎可以断言,当地关于长辛店地名来由的传说,无论是泽畔说,还是常新说、长行说,或者两村合并说,全都是文人墨客的“合理想象”。这些想象的解说被形诸文字,反复转载,广为散播,逐渐成为当地的共同知识,我们可以称之为“地方传说”。

  对于传说与历史的关系,主流的传说观认为:“由于传说往往和历史的、实有的事物相联系,所以包含了某种历史的、实在的因素,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的特点。”[36]这一观点是以“历史性”作为标准来讨论传说的可信性,其预设前提就是认为“历史”是实在的、可靠的事实。

  我们在许多场合都能看到历史学家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斥责“传说不能代替历史,因为历史需要的是文字的记载和实物的佐证,传说只是在历史上某些人事基础上加以编造后口耳相传而已”[37]。

  在传说面前,历史无疑更具话语霸权和优越感。历史犹如一个价值坐标,可以用来衡量传说的实在性、可靠性。传说依赖历史而获得身份定位,可是,历史却往往将传说打入冷宫。正如通过本文的历史考证,“泽畔店不是长辛店”的结论彻底否定了已经流传多年的“长辛店古称泽畔店”的说法。“是”与“不是”是两种互相排斥的判断,在这里,历史对传说的打击和排斥是毋庸置疑的。

  问题在于,我们在现实中如何区分谁是历史谁是传说?那些既有的解说文本,并不是先天地自带了“历史”或“传说”的标签,标签都是作为评论者的我们给贴上的。正如本文所标示为“传说”的那些“地名来历解说”,在作者的原文中,基本都是自许为“历史”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大典》中的这段话:“(长辛店)名称来历:元代称泽畔店,明代形成长店和新店2个村落,清代长店与新店连接,称长新店,后衍化成长辛店。”[38]按照本文的考辨,这段说明中几乎没有一句是可靠的历史,因此只能归入传说。但这个标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作者们决不会接受的,他们是在综合各地史志的基础上精心编纂而成,是言出有据的严肃写作。

  那么,“长辛店元代称泽畔店”到底算历史还是传说呢?在邢锦棠先生看来,他的《长辛店地名考》就是一篇严肃的历史考论。虽然他使用的材料是《日下旧闻考》中的二手资料,但资料本身并没有错,《元史》的确有“卢沟桥、泽畔店、琉璃河并置巡检司”这段话,而且在卢沟桥与琉璃河之间,可能的“泽畔之店”似乎也只有长辛店,邢锦棠的推论并非没有道理。无论从史料引用还是逻辑推理上看,我们似乎都应该把《长辛店地名考》视做一篇历史论文,把“长辛店古称泽畔店”视做历史知识。

  反过来看,本文上述“以‘辛’代‘新’起于‘百日维新’失败”的推论也不是没有猜想的成份。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说明由“新”改“辛”跟“百日维新”的失败有直接的关系,即使“盛宣怀向以善于对那拉氏恭维逢迎闻于当时”的引文依据,也是引文作者刘一峰的个人揣测。从这个角度看,本文的历史考辨与邢锦棠《长辛店地名考》本质上是一样的。要说是历史,大家都是历史;要说是传说,大家都是传说。

  所谓历史,也即“过去的事实”(《现代汉语词典》)。但是,历史并不能以事实本来的面目而存在,只能表现为“对过去事实的叙述”。正是在这里,历史和传说有了最关键的共同点,因为传说是“关于某人某事的叙述或某种说法”(《现代汉语词典》)。尽管过去传说主要表现为口头传承,而历史主要表现为书面叙述,但在数字传播的时代,其形态上的差别已经湮灭了。

  无论传说还是历史,都是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事实的解释、说明,或描述。同一则民间传说,如果被司马迁收入《史记》,就成了历史,如果被干宝收入《搜神记》,就成了传说。即便如此,传说和历史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再也没有人认为《史记•高祖本纪》所述刘媪与蛟龙交合而生太祖的故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反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潮的影响下,《搜神记•毛衣女》则被注入了新的“历史使命”,新余市政府不仅组织专家学者落实了仙女下凡地的具体位置,还重构了仙女的具体形象,赋予她贤妻良母的高尚品德。

  本文开篇所提及的长辛店名称来历的四种“传说”,每一种都包含着部分的历史真实,或者指向其商旅通衢的特征;或者指向其紧邻永定河,水患无常的特征;或者指向其历史上曾经分别叫做长店和新店的事实。每一种传说都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都契合了长辛店大街的部分历史特质,符合现代人对于长辛店大街的怀古想象。而且,这些传说大多出自官方文本,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可不就是权威发布?可不就是历史知识吗?

  事实上,一则故事被视做历史还是传说,往往取决于故事的源流、讲述的方式,以及讲述者的身份、地位等。以“传说1”为例,这是网上流传最广的长辛店得名传说,“百度百科”以及长辛店地方网站都采信了这种解释,这段话最早可能出自知名北京文史专家户力平先生,他2007年发表在《北京晚报》的一篇文章中用了这段话。同是这段话,本文的引文出处注释为“户力平”“北京晚报”,读者会倾向于认为是一种历史知识;但如果引文出处注释为网友“平凡韩雪”的“新浪博客”,读者就会倾向于认为是一种传说。

  一般来说,由文史工作者讲述的,以论文或著作形式发表的解说,更容易被人视做历史;由普通群众讲述的,以口述或网帖形式发表的解说,更容易被人视做传说。可是,文史工作者的身份是相对的,户力平、邢锦棠都是知名地方文史专家,他们在当地群众眼里无疑是专家学者,但在职业历史学者眼中却只能算地方文化工作者;他们的历史叙事在当地群众眼里可能是历史知识,但在职业历史学者眼中可能只是传说。同样的职业历史学者,地方历史学者和北京历史学者的身份也有差别,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北京历史学者嘲笑地方历史学者“地方本位”,言下之意,其知识生产也只可备为一种传说。

  历史和传说的分野,更多的是一种话语权的分配,是一种层级压制的关系。当我们标榜自己的叙述是“历史”或“历史研究”,而将对方界定为“传说”或“野史”“一家之言”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竞争、压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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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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