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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体记忆所承载的《格萨尔》文本形态
作为一种集体性记忆，起初《格萨尔》史诗的建构和传承是由全体部落成员共同承担的。有谚曰：“每个岭国部落成员口中都有一部《格萨尔》。”由此可见《格萨尔》史诗传统在青藏高原部落社会的普及性程度。那时尚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众多类型的艺人群，譬如掘藏艺人、神授艺人、顿悟艺人、圆光艺人和智态化艺人等，史诗故事完全凭口授心记，这应该与荷马时代的诗人们习得和传承故事的状况大致相同。有所区别的是《格萨尔》史诗历来被藏族人看作是格萨尔大王的真实历史故事。我们对不同时代的史诗文本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较早期的文本尽管富有故事和传奇色彩，但确实比较接近客观现实，稍后产生的文本具有较为浓郁的神话色彩，而晚近产生的文本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因此，可以认为，《格萨尔》史诗的文本在整体上曾经历了历史传说化、传说神话化和神话艺术化几个阶段。这点在我的另一篇专论《格萨尔》文本历史演进的拙作中作了分析。［8］在此拟就集体记忆时代《格萨尔》人物的生平如何从历史真实过渡到传奇性和神话性的问题略作梳理。
大量的藏文文献证明，格萨尔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至今仍留存着诸多的遗迹遗物和家族后裔。在成书于公元14 世纪的《朗氏家族史》④中详细记载了生活在多康地区的格萨尔邀请密宗瑜伽师降曲折桂（byang chub‘dre bkol）前往岭地降伏鬼怪厉神的历史。在藏族历史年鉴中，将格萨尔记载为公元1038 年土虎年⑤诞生于现今长江上游金沙江流域的德格阿须草原，卒于公元1119 年。因此，格萨尔并不是一个纯粹虚构的人物，其原型应该是一个生活在公元11 至12 世纪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9］那么这样一个人物的历史是如何被建构成一种神话性文本，直至成为宏大的叙事文本的呢？
纵观人类历史，古希腊古典时期的史学史可以精确追溯到被范西纳称作晚近的80 年至100 年，显然这一时期是被同时代人的记忆经历和传说等典型方式记录下来的。根据社会记忆理论，人的真实记忆可以保存80 至100 年。即使在使用文字的社会中，活生生的回忆至多也只能回溯到80 年之前（交际记忆），这部分历史是有据可查的。再往前追溯，就是“流动的缺口”，然后是那些历史书、教科书和纪念碑所记载的资料（文化记忆），即官方传承下来的资料，它们取代了起源神话的位置。在文化记忆中，基于实事的历史被转化为回忆的历史，从而变成了神话，神话是具有奠基意义的历史，这段历史被讲述，是因为可以以起源时期为依据对当下进行阐释。出埃及是以色列人的起源神话，这与它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毫无关系。［10］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追溯和推断《格萨尔》从历史叙事到神话性叙事的演进过程。现今我们所能看到的记载《格萨尔》史诗中有关人物的主要文献是成书于公元14 世纪的《朗氏家族史》⑥，其中详细记载了生活在多康地区的格萨尔敬拜密宗瑜伽师降曲折桂（byang chub‘dre bkol）为上师并供养、邀请他前往岭地降伏鬼怪厉神等历史。降曲折桂是达纳寺（现今的玉树达纳寺）的一位密咒师，生活在12 世纪。我们可以察觉到，此时对于格萨尔及史诗中所涉及的有关人物的描写基本上尚未超出“交际记忆”形态，所表现的是一种以个体生平为框架的历史叙事方式。也就是格萨尔去世后的一百多年左右（公元13－14 世纪），人们对格萨尔这一人物的记忆尚处在历史真实的描述阶段，对他的进一步传说化和神话化就在这之后。随着人们鲜活历史记忆的褪色和人们亲身经历和据他人转述的内容的不断被建构，开始出现了区别于历史真实的传说性文本，这就是上面所述的“基于实事的历史被转化为回忆的历史”，它为神话化文本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下面将对文本形态较为古老的《下拉达克格萨尔》⑦版本和《格萨尔》贵德分章本⑧加以比较分析。总体而言，从篇制上来说，这两部故事文本均尚未形成宏大的叙事规模，关于格萨尔的英雄业绩只是由一些片段的传说故事组成。据说在东部嘉荣藏区，至今仍然保留着这种用民间故事形式叙述的《格萨尔》内容。⑨这些传说故事以一定的历史或事实为原型，夹杂了群众或集体创作的成分。但具体讲，二者在《格萨尔》史诗文本的形成层面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文本发展阶段。
《下拉达克格萨尔》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格萨尔故事文本，其中保存着大量《格萨尔》史诗在传说化（或传奇性）阶段的信息。与拉达克版本齐名的还有贵德分章本。有学者对拉达克本和贵德分章本作过比较研究，并认为七章本的拉达克《格萨尔》文本的体例顺序为：（1）岭国十八英雄的诞生史；（2）格萨降生的故事；（3）朱古玛与格萨成亲的故事；（4）格萨征服汉地的故事；（5）格萨降伏魔王的故事；（6）霍尔抢走朱古玛的故事；（7）格萨降服霍尔巴哈里军的故事。最后格萨杀死了霍尔三王以及朱古玛生的孩子，然后带领朱古玛返回岭国。他认为，从故事的一些重要母题中可以看到拉达克本的原始性特点。拉达克《格萨尔》文本尚处在《格萨尔》史诗形成的早期阶段，它应该也是格萨尔从历史真实向传说性故事人物过渡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文本。这一版本与后来出现的《格萨尔》版本不同，没有更多的宗教等意识形态特点，也没有附着更多的隐喻、象征和神话色彩。根据文化记忆理论，群体成员对格萨尔的历史记忆杂乱无章，有人知道得多，有人知道得少，年长者比年幼者的回忆在时间上的跨度更为深远，而且这些故事呈现出零碎性和片段性，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另外，群体中尚没有设定专职人员或专家对这一历史的传承负责。对这种回忆所蕴含知识的获取，是在获取语言和参与社会交往的同时发生的，对此，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资格。
这一现象到了贵德分章本中就有所改观。与拉达克本相比，贵德本的宗教性较强。仅就含有创世神话思想的“出生”来说，拉达克本中生出了太阳和月亮，而在贵德分章本并没有提及这点。另从拉达克本中的隐士身份来看，倾向于较早时期的信仰；贵德分章本则出现了佛教思想的因子。从史诗的缘起来看，拉达克本倾向于“普通英雄故事型”的描述，而贵德分章本则倾向于“选择国王型”。同样是需要一位君王，拉达克本将故事讲述为酬谢而赠送神子，贵德分章本则将国王由天界降世拯救黎民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拉达克本之后的故事结构可能发展为描述一位英雄在一个小地方的故事，而贵德分章本则表现为以拯救人世间为己任的国王型英雄的故事。因此，两者不仅表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更可能反映了史诗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11］先有传说，再有神话，是神话叙事发展的普遍规律。传说的数量（数值与量值）是成千上万的，但神话数量是有限的，只有少量的传说才能进入神话的行列。所有圣贤都会有传说，但只有集体性、全民性、普世性的人物才会被神话化。［12］正由于格萨尔作为族群身份的象征，其业绩具有集体性和全民性特点，贵德分章本才逐步脱离了故事的零碎性、片段性和杂乱性，开始将交际记忆中的故事诸要素进行有意识的选择、联结、意义建构，逐步形成了整齐的、被建构的、有关联的完整的神话性文本，表现了格萨尔故事从传说性（传奇性）过渡到神话化文本阶段的情形。它标志着格萨尔故事在形成史诗文本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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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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