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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说几点意见，是外行话，但可能对内行有好处。第一，国外每隔几年就成立一个学派，我也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书，了解一些，感觉外国的好些学派好像庄子说的“蟪蛄不知春秋”，往往是还没了解情况就没了。我们的研究不比哪国差，为什么没有学派?中国学术界应该有勇气、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学派。第二，我在欧洲呆过多年，看到他们的大学里大都有人类学系，有的还有人类学博物馆。当时我有一个猜想：像非洲、南太平洋群岛、印第安等民族的民俗，过去在欧美学者的眼中，可能并不认为是文化。从前欧洲人把自己看成是天之骄子，有文化;别人的民俗是不登大雅之堂，不被他们看成是文化。我在德国住过十年，看见他们的民俗比较单纯，印象最深的是老放假。中国学者要研究的中国民俗太多了，还不止是汉族的民俗，五十多个兄弟民族都有自己的民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可以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第三，方法论。钟老著作中很多地方讲方法论，我很赞成。我认为中西文化区别很大，西方文化在思维模式上是分析的;东方正相反，是综合的。综合就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最近看李政道的一篇文章，讲20 世纪是分析的世纪，也有人提出21 世纪可能是“夸克封闭”的世纪，“夸克封闭”就是物质不可再分了下去了。这个还没有结论。但我要说的是，现在我们中国人研究学问，是否可以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应像钟老那样，注意方法。
金开诚：中国民俗学学派，实际上已经存在了，现在升上这面旗帜，意义重大。它是宣言书，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民俗学学派建立了!它也向国内宣告，“学派”二字，在中断了半世纪之后，又在学术界提倡起来了!中国可能是最早有学派国家之一。其中成就最大的、源远流长的，是儒家和道家。但是在最近五十年间，学派没有了，知识界讳谈学派。其中有政治的原因，也有其他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民主科学的道路上快速前进，很多学者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还是没有学派，为什么?照我看，这就不是政治的原因，而是属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原因了。钟老现在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无论从学术上或是从精神文明建设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由钟老来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也是名至实归。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研究民俗学要了解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独特的概括。钟老为此做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钟老也非常爱护年轻学者，年轻学者十分尊敬钟老，这就自然形成学派。它有利于团结奋斗，有利于学科建设。
十几年过去了，钟敬文先生、季羡林先生和金开诚先生均已辞世，而“中国民俗学派”尚待研究。她是旗帜，但要经过研究和发展，才能高高飘扬。
我本人与钟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的关系，已被钟先生写在书里，我也抄在这里：“我的助手董晓萍博士承担了全书的编纂工作，对原讲演稿进行了充实，增加了注释，又补充了附录部分，把我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有关中国民俗学发展问题的文章收在里面，这就成了现在的这本小书。”
钟先生是我的导师、恩人、以学术立身的榜样。在他生前，我是他的学生，也给他当了十几年的学术助手。那时他表扬我或批评我，我好像都懂了。等他走了，我才明白，我其实懂得很少。我读的书不够，历练不够，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和人民的了解也不够，所谓的懂全在表皮上。我还不能达到文字自由的地步，而文字不自由也是学问不到家的表现。
我曾协助他编过一些书，整理过不少文章。有些报刊记者和外来学者采访他的稿子，写出来拿给他看，他不满意，就让我重写。等我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说这种文章像他，我们师生大乐，我再署上来访者的姓名，人家说不好意思，他就说联合你们署名吧，我便道“岂敢、岂敢”。我留在他的身边不图虚名，只学他的本事。我给他整理的书不能说不重要，他本人很重视，出版后社会反响也很好，但我自知不足，因为我掌握了局部，还没有掌握整体，就好比会使了几把刀枪，还不能操纵整个武库。
等他走了，我仍然在不断地读书，不断地写书，不断地寻找中外学问的各处宝藏。我希望我还能看见别的，结果我还是发现了他的不可替代。要研究中国的学问，他是绕不开的。民众学问的大厦是有门框、有灰尘的，他却几乎把每个门框上的灰尘都擦掉了，他还开门进去了。我在他走之后才发现他去过那里，那种感觉，就好像在北极圈的冰站里看见前面的探险者留下的粮食，在南级的考察站里看到一件留着体温的防寒衣，这些对后来者是极为重要的生命资源，我却过了十几年才能真正认识到。这十几年的艰苦磨练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些年中，我又走了很多地方，多年下乡进厂，数度出国，涉足了多个领域去比较、去吸收，对同行似乎不会的东西，我会了。感谢王宁教授、程正民教授和张恩和教授，他们始终在教我应该从怎样的高度和深度去看待钟先生教我的好东西。
在钟先生辞世多年之后，我有条件组织编辑《钟敬文全集》。这时重新看他的文章，我已经有了比过去多得多的本钱，但我仍然发现了一个没有完整认识的他。我翻过了这座山，还要去翻另一座山。翻山是孤独的，但我会一直走下去，我对研究有着无穷的兴趣。而在渺小的个人之后，始终是祖国、时代、人类与未来，不了解这一点，就永远与钟先生有距离。
回到本书上说，钟先生的“中国民俗学派”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她的建设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今天，反思钟先生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背景，考察他在这方面留下的历史资料，思考季羡林先生等的评价，还需要从跨文化的视角，以钟敬文先生探索“中国民俗学派”的长期学术思想发展为脉络，研究他所建设的中国民俗学的形态、性质和特征。
在跨文化的视野下分析“中国民俗学派”的发展，有三个阶段，都对中国民俗学理论形态和学科建设的方向产生了关键作用：一是20 世纪初的五四时期，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学苏联时期，三是近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时期。钟敬文先生本人是这三个阶段的亲历者。前面已经多次提到，在他的带领下，或者说在他的主要参与下，中国民俗学的根基是中国历史文明中的民间文化，当然不能完全脱离与民间文化交叉互渗的中国上层文化。钟敬文也主张兼收并蓄，放眼世界。这两者合起来是他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从来不曾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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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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