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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并不是没有将传说演变与“外在环境”发生关联的冲动，但他所能做的，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为故事发生的变化找出某种解说，即胡适所谓“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问题是，这样的解释其有效性很难保障，因为这些缺乏背景且时距过长的泛文献资料，可解释的空间实在太大了。比如孟姜女故事有一个大变化，即从“春秋时死于战事的杞梁”变化为“秦时死于筑城的范郎”，顾颉刚解释有两个原因：“一是乐府中《饮马长城窟行》与《杞梁妻歌》的合流，一是唐代的时势的反映。”(25)这听起来当然有其合理性，但这是首先预设了该转变一定发生在唐代，其证据是现在看到的这一转变资料首先出现于唐代。问题是也许还有唐代之前的记载没被发现呢?再说即便是唐代的记载，也不能保证它是到唐代才发生，这就是记录史与生命史的差别。既然不能确定传说的产生时代，那么以时代因素来解释文本变化，自然是很难有效的。
而《妙善传说》处理的材料却都是宋代以后的，非但材料密度(指材料与时间之比)要远远高于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而且这些材料都比较容易发现其“外在环境”。当然，这里面也有方法论的不同，杜德桥并不强调必须对于形态学上的重要变化都要加以解释，比如他分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差异，主要就在于传说的重点从“舍手眼”转移到了“舍生”，但他并未给与解释，因为根本就不能确定发生这样转变的时代背景。他努力寻求解释的，都是那些具体的写本资料，并且对每份资料的解释也是根据情况而多寡不等的。所以相比而言，他的研究更琐细，却更可信。
这还关涉到解释的理念问题。比如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研究的结论”里贡献了6条结论，最后一条说：“就这件故事的意义上回看民众与士流的分别。”(26)他认为维护礼法是智识阶级的思想，而纵情任性代表了民众的思想，这两种思想的冲突一直贯穿于孟姜女故事的始终。这样的解释在1920年代是振聋发聩的，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它跟五四以来的社会思潮颇为应和，即便今天看来，在比较抽象的层面上说，也没有多大问题，这正是顾颉刚先生的伟大之处。但这样的思路长期沿袭，以致变成了主题流变研究中的惯用思路，就显得大而无当了。其实，这一解释思路落实到顾颉刚孟姜女研究的具体材料上时，就已颇可訾议了。比如他说杞梁妻从春秋的却郊吊发展为战国以后的纵情痛哭，表明“民众的情感已经战胜了士流的礼教”(27)，这就很难说了，因为纵情痛哭的记载，首先出自于《檀弓》、《孟子》以及《说苑》、《列女传》等书，这些都是智识阶级的文字，如何可以确定它代表的就是民众的感情呢?战国以后礼崩乐坏的时代潮流，难道是民众造成的吗?在此笔者很想岔开去多说几句。笔者以为，要研究唐代以前的民间文学，我们除了类型(主要用于叙事文学)和程式(主要用于韵文学)两个可备选用的武器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技术手段，所以很难从智识阶级的记载中去强行剥离出民众的作品或情感来，因此，如果“民间文学”的定义中依然包含着与智识阶级或贵族之类相对立的阶层性因素的话，那么所谓“中国民间文学史”，至少对唐代以前来说，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妙善传说》放弃了对于宏大叙事的追求，他津津于各种写本的不同性质，他所认识的阶层性分别，并不只有智识阶级与民众这么两端，其实在这两极之间，还有很多混杂的形态。他说：“此一传说经由多种媒介在中国各阶层流传，而传述的人亦极不相同，其中有冷静审慎，自觉对其同侪学者负有学术责任的朱弁，也有乡下人——西元1941年泽田瑞穗即在河北乡村从这些乡下人处获得他们那种极为特别的口传形式(oral version)的妙善故事。在这极端相异的两类人之间，就是小说戏曲的作者、民谣的刊印者、宣唱传教的法师或尼姑、剧团演员、傀儡戏演者、卖唱者、说书人——他们在不同的目的与动机驱使下，将一个已经过时间考验的故事，重新塑造，传述给他们周围的人。”(28)社会人群的混杂形态，几乎是不能从文本中给予明确区分的。学者言说到此，大概也只能就材料的可能性，提供某种在此范围内的混融的体察。杜德桥说：“因此，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独特的机会，让我们探讨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一个故事如何为了适应各个不同阶层的兴趣与偏好而成型，而演变。同时，妙善传说并不是一个孤立或偶然的现象，而是与整个中国宗教传统中其他重要的传说与主题有着清楚的关系。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得深入地探索隐约界于宗教、文学，与娱乐之间的各种民间作品，包括故事本子、剧本、经文、唱本等。这些作品不论其本身是否重要，往往道出了神话和祭仪的主题，而这些主题在自觉性的文学创作中只含蓄地暗示出而已。”(29)相对于顾颉刚的恢弘气势，杜德桥显得谨慎了许多，这正体现出两类研究范式风格上的巨大反差。
写本研究的界限及其对当下研究的启迪
笔者试着将《妙善传说》的研究范式概括为：在搜集到比较充分的某一传说之各种写本的前提下，将各写本的内容与其外在环境加以勾连，互相生发，从而获得对每个写本更深入的认知;而将这些写本合并成一个序列，又能展现出其自成整体的某种传统，并探究其历史的与形态的发展模式。
这里笔者还想对该研究的界限再加说明。前文着重分析了顾颉刚孟姜女研究与杜德桥妙善研究之间在使用材料上的差别，但我们知道，事实上，顾颉刚搜集到的孟姜女传说资料，宋代以后的也很多，甚至多到无数量，从传播媒介上说，它包括了杜德桥所搜集到的一切写本形式。那么为什么顾颉刚不可以做出类似的研究呢?除了研究范式和理念的差别之外，这里或许有一个看似极简单的原因——心态。顾颉刚凡事都喜欢做穷尽式的研究，他不擅长割舍，所以当他看到宋代以后这么多资料并且还远远不到周备的程度时，他感叹说：“材料愈积愈多，既不忍轻易结束，尤不敢随便下笔。我的坏脾气老是这样：一个问题横在心中，便坐立不安，想去寻找材料;等到材料多了，愈分愈细，既显出起初设想的错漏，又惊怖它的范围的广漠，而且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连带而起的问题又来要求解决了，终至于望洋兴叹，把未成之稿束在柜子中而后已。”(30)而西方学者更善于反省自身研究的方法论。以《妙善传说》为例，其实与妙善相关的写本远远不止这些，杜德桥之所以截取从蒋之奇1100年的碑文为起点、以改写本《观音济度本愿真经》为终点的这一“片段”，是有其整体自足性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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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5期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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